今年是高考恢復四十周年，有關教育資源公平、社會流動固化等話題繼續在媒體和學界引起熱議。有的觀點認為：高考作為一項人才選拔制度是符合中國現階段發展水平的公平制度——為國家選拔出一批又一批的棟梁之才;也有的觀點認為：高考在命題、分數線、錄取等具體實施細則中存在許多突出的問題——特別是在地域、代際公平方面。

在這樣一種社會輿論大背景下，我們似乎陷入“都有道理”的循環困境。本文希望拋磚引玉、通過闡述博弈論、信息經濟理論提供一個新的討論視角，推進對高考公平(乃至博士統考、公務員統考等一系列選拔性考試公平性)的學術與社會討論。

博弈：讓公平機制變得不公平

所有的選拔性考試存在的根源是由于某種公共資源的稀缺，因而需要一套被大多數人認可的選拔機制決定誰應該獲得和使用有限的公共資源。如果優質的公共資源無限，那么社會中不需要選拔機制便可進行公平分配。

然而，任何選拔機制都存在一個無法逃避的先天缺陷——信息不對稱，即選拔方永遠無法獲得候選者的所有信息。

傳統信息經濟學認為，選拔機制能有效區分不同候選者能力的一個重要假設是：候選者在選拔過程中釋放“優秀信號”的成本不同。就高考而言，學習能力強的人僅需花費較少的時間精力便能取得較好的考試成績，而學習能力較弱的人則需要花費較多的精力來達到同一分數。由于時間精力對于所有人是相等的，因此選拔者往往相信：考試成績作為一個選拔信號和個人能力應為正相關，能有效反映候選者能力。

但“學習能力”并不由先天因素決定。人是理性的，能根據情況運用不同手段改變“學習能力”——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或更早的開始準備。其中一個常見的方式就是家長們加大對教育的投入：購買幼兒教育、課外輔導、選擇優質學校等。

如果在選拔考試中釋放“優秀信號”可以由選拔者或其家庭通過額外資源進行“改變”，那么本來公平的選拔機制就會因為候選者通過不斷追加教育投入而變得極不公平。

這也是問題核心所在：

機制設計：應注重結果公平

在傳統儒家任賢舉能的文化大背景下，通過廣義的能力選拔進行社會資源、責任分配常被社會認可為一種可行的公平選拔機制。目前的教育、考試公平研究，多以機制設計層面的事前(ex ante)公平討論為主。然而，機制設計并不能和社會環境、個體行為脫節，需要對事后(ex post)公平進行評估。針對這樣“新公平”的訴求，芝加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兩位學者在近期工作論文《混沌的信號》中結合信息經濟理論和博弈理論介紹了對公平的新思考。

假設我們將世界扁平化，認為社會中僅有四類學生參加高考：

·家境富裕且平時成績優秀;

·家境富裕但平時成績平平;

·家境貧困但平時成績優秀;

·家境貧困且平時成績平平。

由于高考設計者的目標是幫社會選出優秀的人才——即挑選出那些釋放“優秀信號”的學生，那么機制公平的選拔結果是：家境富裕且平時成績優秀、家境貧困但平時成績優秀都會被選拔出來。

因此，真正的公平性討論在于考試選拔制對余下的兩類人是否公平

——這兩類人同樣成績平平，但一類家境富裕，一類卻家境貧困。

在高考指揮棒下，絕大多數家長都會想方設法對孩子提供更多的幫助，獲得更好的成績，如幼兒早教、奧數補習、興趣特長班、初高中擇校等。因此家境富裕者能夠大大減小成績平平要考取好成績、釋放“優秀信號”所需要花的時間和精力——讓“優秀信號”混沌起來。

如此理解高考，那么機制不公平主要有兩個來源：

第一是家庭其所擁有的“財富”

(如：教育資源、人脈關系、報考指導等)。道理相對簡單，投入的額外資源越多就更可能改善“優秀信號”強弱。

第二是對選拔機制的了解程度

：越是對選拔機制了解，其行為就更有針對性，額外資源的改善選拔結果的效率也更高。

關注機制公平：如何讓民工的孩子也能考上“雙一流”大學？

依據以上信息經濟學與博弈理論基本框架，我們能得出幾個政策推斷。

首先，對于高考公平、教育公平的討論和政策研究應該特別關注那些同樣成績平平稟賦低，但家庭資源差異較大的人群——也就是那些城市與農村學習成績落后的學生。

第二，在其他條件不變時，若將選拔機制的考量內容多樣化，則能夠通過分流資源優勢使依賴資源的博弈效果減弱。

若選拔機制只考慮學業成績，資源優勢可以很輕易聚集在語數外理化生等學業指標上，加強了家庭因素代際傳遞的影響。但如果在選拔機制的考量內容中增加一些較難通過博弈而改變的指標，特別是那些向博弈能力較弱者傾斜的內容，那么能夠促進選拔機制的公平性。

第三，在其他條件不變時，特別是仍然保證選拔機制高度單一化時，通過向資源少且稟賦低的人提供定向的額外投入能夠減少現有選拔機制中的不公平性。

這樣的教育資源支付轉移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減小由于資源優勢所增強的博弈能力，從而使運用‘財富’博弈選拔機制的效果大大減弱。

最后，我們應該意識到：在不斷推動教育公平、社會公平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政策手段。

一方面有選拔機制設計層面上的宏觀考慮，另一方面可以有具體對象的政策干預。但無論從何處入手，關鍵是我們能否首先確定哪些群體處于劣勢、準確找出不公平的根源、以哪些具體方式存在，從而將問題逐個解決。

(注：本文所有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均不代表鳳凰國際智庫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