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是人類教育的起點，對人個性與素質的確立有某種發生學上的意義。嚴復(1854—1921)以西學名世，而其思想中，中西學的消長、交融卻有一個“之”字形的演化過程。簡言之，其早年以西學批判中學，而晚年又以中學陶冶西學。于是，在嚴復成家立業之后，在其家庭教育中我們不難看到西學的科學精神與中國文化道統的彼此涵養，且尤以中國文化道統為標桿，追求科學與人文的互補。本文擬著重就嚴復家教中的中國文化道統作簡要述論。

一、以孝為出發點的中國傳統文化倫理道統

中國封建倫理道統以孝為出發點，并從中引申出三綱五常。嚴復對“孝”格外重視，認為：“孝則中國之真教也。”“國民道德發端于此，且為愛國主義所由導源。”(《嚴復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五卷第526頁、第七卷第476頁)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孝引申的最高境界是忠，“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而嚴復則強調它是“愛國主義所由導源”。他將“孝”引申到國家治理領域，并從這一視角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若斯之倫，舉有與中國之理相抗，以并存于兩間，而吾實未敢遽分其優絀也。”(《嚴復全集》第七卷，第12~13頁)

在現實家庭生活中，嚴復提出父母與子女的關系不是一種從屬、依賴關系，作為父母應該鼓勵子女自主發展。他勉勵其子道：“惟有男兒志在四方，世故人情，皆學問，不得不令兒早離膝下，往后閱歷一番，蓋不徒堂課科學，為今日當務之急也。”嚴復病重時，其四子嚴璿正在唐山工業學校學習，曾擬轉學到他身邊學習，以盡孝道。嚴復就以自己的孝道觀開導兒子說：“做父母之人，望其子弟學問有成，常過于團聚膝下。”(《嚴復全集》第八卷，第535頁、第532頁)

嚴復還認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他推崇理性的孝道，既反對兒女對父母的愚孝，也反對父母對兒女的強權，這在中國傳統社會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格，也是嚴復借鑒西學自由平等觀對傳統孝道的重構。他在1917年3月14日《公言報》“極端語”中有言：“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此羅仲素之極端語也。”“子與子言孝，勿問父之慈不慈，父與父言慈，不計子之孝不孝。余倫仿此。此中國舊法教倫理者之極端語也。”“汝為慈父，則必以慈，勿問吾之孝不孝;汝為吾子，則必以孝，不計吾之慈不慈。余倫仿此。此外國近世爭權利者之極端語也。”在這里，嚴復既強調觀念上的平等，又注重倫理上的長幼有序。顯然，前者是西學的影響，后者是中國傳統所系。

二、崇德尚賢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道統

崇德尚賢、德先于智是中國傳統教育的核心價值觀，也是嚴復家庭教育的基調。這在嚴復為其子女取名表字方面尤為突出。嚴復認為：“名字原以表德，定名、改名，各從微尚，無取特別充足理由也。”(《嚴復全集》第八卷，第531頁)嚴復一生共五子四女，分別以“璩、瓛、琥、瑸、璆、璿、瓏、頊、玷”為名，均與美玉有關。長子嚴璩字伯玉，伯玉是春秋時期衛國大夫蘧瑗的字，其人十分賢德，作為“先賢”奉祀于孔廟東廡;次子嚴瓛字仲弓，仲弓即冉有，在孔子弟子中以德行著稱，是十二哲之一。在傳統儒家思想中，玉具有仁、智、義、樂、忠、信等美德，代表君子之德，故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之說。嚴復以“玉”為其子女命名，其意昭然。

嚴復在《論教育與國家之關系》中，提出了“三育”及其彼此的關系，并進而論證了德育的重要性：“是故居今而言，不佞以為智育重于體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對此，他舉例言之：“惟器之精，不獨利為善者也，而為惡者尤利用之。淺而譬之，如古之造謠行詐，其果效所及，不過一隅，乃今自有報章，自有郵政，自有電報諸器，不崇朝而以遍全球可也，其力量為何如乎?由此推之，如火器之用以殺人，催眠之用以作奸，何一不為兇人之利器?今夫社會之所以為社會者，正恃有天理耳!正恃有人倫耳!”(《嚴復全集》第七卷，第179頁)嚴復是通過中學重“道”與西學擅“器”之對比，強調德育乃“三育”的重中之重。

關于這一點，嚴復對其五子嚴玷的教育便是突出一例。嚴玷生性頑劣，嚴復甚為憂慮。他給嚴玷的信中曰：“長日不讀書，聞但一味頑劣，頑劣猶可，千萬不要暴戾，殘忍暴戾，足以闖禍，殘忍尤其不可。何謂殘忍?即以他人他物之苦為汝之樂是也。現世之偉人軍人，便是如此，此皆絕子害孫千古罵名之人，吾兒豈可學之?”(《嚴復全集》第八卷，第539頁)他認為頑劣是孩子的天性，是不讀書、缺乏教育的結果，長大后有望改正;但暴戾殘忍是品德敗壞、鮮德寡恥的表現，不加以管教則會變得殘忍，最終只會害人害己。

三、恪守中道的中國傳統文化道統的方法論

中道，即中庸之道，是儒家的處世之道，從方法論和本體論的相互轉化角度而言，亦為儒家崇尚的最高道德境界。“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通俗地說，即是為人處世不偏不倚、平和寬容。嚴復長子嚴璩身處宦海，嚴復以自身的經驗與教訓教導其既不要“媚世阿俗”，也不能“為無謂之忤俗”，應“與世為緣”。1905年，嚴璩在任廣東省電政監督時，曾想在閩地多逗留些時日料理私務，而將北上進京條陳事務交由副手福田，嚴復以為不妥，恐其遭受非議，“謂吾兒為傲慢不恭，不將渠輩掛眼，于此等事不肯自己親行”;又說，“汝今聲名日益藉甚，到京之日，必有人拉汝出山，吾兒當念毛義捧檄之意，凡事稍徇俗情，藉以獻酬群心，念為親而屈可耳。亦不必向人乞憐，但不可更為高亢足矣”(《嚴復全集》第八卷，第438頁)。

在給四子嚴璿的信中，嚴復亦表示：“處世固宜愛惜名譽，然亦不可過于重外，致失自由。”但他又強調“一切言動，宜準于理，勿隨于俗”。他還引用孟子的“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來教育嚴璿明白因時而變、因地隨俗的必要，“夫孔子尚有時隨俗，況吾輩乎?”(《嚴復全集》第八卷，第532~533頁)可見，嚴復雖然堅持以“理”作為一切言行的標準，這是原則與底線，但如若非關原則的小事，則能容則容、能退則退，這實際是中庸之道的智慧。

在學習生活方面，嚴復強調剛柔、勞逸相濟，“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為第一要義”，這也是嚴復的遺訓之一。其四子嚴璿讀書不甘人后，以至太過用功有礙健康，嚴復直言其“過猶不及”。在給四女嚴頊的信中，他說：“須知少年用功本甚佳事，但若為此轉致體力受傷，便是愚事”，又言“俟數個月后身體轉機，再行用功，盡來得及也”。他雖惱于嚴玷頑劣，但在給四子嚴璿的信中又言“管教時勿至傷恩”(《嚴復全集》第八卷，第536頁)，仍然重視度的把握，體現了他一生恪守中道與包容的品格。

作者：薛菁 汪征魯(閩江學院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