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員在陜西周原遺址發掘出的動物遺骨

第二看臺

近日，第二屆中國考古學大會在四川成都舉行，本次考古學大會是中國考古學界發現與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在我國考古學家的不斷努力下，很多古代遺跡得以重見天日，并且在這些遺跡中還出土了大量的人類遺骸、寶石、器皿、工具等，這其中還有大量的動物遺存。

如果說遺骸、寶石、器皿、工具等能讓我們科學地復原遠古時期的歷史圖景，那么這些動物遺存又能告訴我們什么呢?

為了解當時的經濟狀況開了一扇窗

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原主任袁靖看來，通過動物考古所了解到的家畜飼養狀況等信息，為了解當時的技術與經濟狀況打開了一扇窗。

“通過對動物遺存的研究，我們可以了解不同地區、不同時間段的居民通過狩獵、飼養等方式獲取肉食資源的具體行為，探討各種家畜的種類、數量是否存在某種質或量的轉變過程。”袁靖說。

袁靖介紹，通過動物考古學的研究發現，在獲取肉食資源上，新石器晚期，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主要是依靠豬和狗等家養動物，長江流域的文化以漁獵為主，同時也飼養少量的豬和狗;新石器時代末期，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依然以飼養家畜為主，但是家畜的種類新增加了黃牛和綿羊，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以飼養家豬為主;到二里頭文化時期，黃河流域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與新石器時代末期相同，而長江流域又轉變為以漁獵為主，飼養少量的豬和狗。

從家畜種類看，從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間，西遼河地區、黃河流域的家養動物逐步從狗和豬擴展至狗、豬、牛、羊。而長江中下游地區只見狗和豬。相比之下，北方地區的家養動物種類不但比南方地區豐富，而且在數量上也明顯占據多數。

袁靖指出：“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當時以黃河流域為主的北方地區經濟狀況發展進程優于以長江流域為主的南方地區，為后來出現的中原中心格局埋下伏筆。”

顯示出跨地區文化交流的痕跡

在了解當時社會生產發展狀況的同時，動物考古還捕捉到了跨地區文化交流的痕跡。包括古DNA檢測在內的研究表明，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原產于西亞地區的綿羊、黃牛等均已跨過中國西北及北部地區，進入黃河中游地區。另外，在西北和內蒙古地區都發現了可能存在家馬的證據，說明家馬可能也是從中國境外傳入的動物。

“對綿羊的DNA研究結果證明所選標本都是屬于譜系A的，對黃牛的DNA研究結果證明主要屬于T3型，這說明它們是西亞起源的物種。”袁靖指出，綿羊和黃牛自甘肅、青海地區向東傳播的過程是明顯的，但是追溯從哪里傳到甘青地區，即是由西向東，由新疆地區傳過來的，還是由北向南，從蒙古草原傳過來的，這個問題還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更有意思的是，通過對二里頭遺址一到四期動物遺存的研究，考古學家不僅了解到了黃牛和綿羊在家養動物中所占比例呈由少到多的趨勢，還發現了剪羊毛的次級開發行為。

剪羊毛是如何被發現的?袁靖解釋道，對羊的年齡結構進行研究，發現有幾種飼養模式，用于食肉的羊，遺存的年齡集中在1—2歲;被剪羊毛的羊，遺存的年齡5—6歲的居多;獲取羊奶的羊，遺存的年齡出現非常幼小和年齡很大的兩個極端。

“對二里頭遺址一至三期的羊骨遺存進行年齡鑒定，發現以1—2歲居多，而在四期羊骨遺存中則發現不少5—6歲的羊，由此考古學家判斷當時存在剪羊毛的行為。”袁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