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近年來成為學界熱門話題。具體到日本而言，近年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日益增強，中國現當代文學引起了日本學界和廣大讀者的重視，而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更加速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在日本的傳播和接受。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學界對中國文學的關注往往局限于古典文學，希望從中尋找歸屬感、凝聚力和精神營養;而對于同時代的中國現代文學，則片面地認為那是向日本近代文學學習的產物，或者是借道日本向西方文學學習的產物。基于此，在我國現代文學誕生不久的20世紀20年代，日本學界只對魯迅、郭沫若等個別作家作品刮目相看。

例如青木正兒在《以胡適為漩渦中心展開的文學革命》(1920年發表)一文中說：“在小說方面，魯迅是一位有前途的作家，其《狂人日記》描寫了一個迫害狂幻想者的驚恐的幻覺，其水平已邁入中國小說家迄今未曾達到的境界。《新思潮》的同人在創作上也非常努力，但令人遺憾的是，其水平大都只有我國初中生作文的程度。”可以看出，青木對魯迅的評價是很有前瞻性的，但顯然低估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的水平，不過這種看法在當時的日本相當普遍。

日本學界這種帶有偏見的認識，使得20世紀2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在日本的接受出現了誤讀的情況。例如，1929年，井上紅梅將自己翻譯的《阿Q正傳》發表在一本名叫《怪異》的色情刊物上，該刊物把它與《近代游蕩文學史》等雜亂無章的東西混搭在一起，目錄上甚至沒有署上魯迅的姓名。顯然，這是被庸俗化、被歪曲的誤讀。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由于日本挑起的對華侵略戰爭的影響，日本學界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譯介和研究明顯減少，但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股清流，那就是1934年成立的、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方面成果最為卓著、影響最為深遠的學術團體——中國文學研究會。該團體由竹內好、武田泰淳等一批年輕學者組建而成，他們以魯迅研究為核心，開始系統地譯介、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竹內研究魯迅，是以魯迅為鏡子，充分肯定魯迅的“拿來主義”，進而反思日本缺乏獨立思考精神的盲目西化過程。竹內認為這種盲目性就是日本文化的劣根性，這種劣根性最終導致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竹內以這一研究思想體系展開學術研究，成績斐然，被學界稱為“竹內魯迅”。“竹內魯迅”深刻地影響了日本后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

在日本戰敗后的50年代，《四世同堂》《暴風驟雨》《李家莊的變遷》《蝦球傳》等反映中國人民抗戰和土改等主題的作品相繼被譯介到日本，這些作品讓日本學者和人民理解了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所經歷的民族苦難、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的不屈不撓的反抗意志，以及為此而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斗爭。所有這些，都促進了日本學者和民眾對侵略戰爭的反省。

如鹿地亙在翻譯《暴風驟雨》時，看到了中國農民的覺醒，悟出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必然失敗的道理。他在《譯者序言》里說：“軍部和財閥之流的所謂‘王道樂土’的陰影，事實上就像即將坍塌的一堆沙土，隨時都有崩潰的可能，更談不上什么百年大計!”他進而警告說：“今天必須明白，當日本重建時，一定不能走老路。沙灘上不能建筑樓房。我們同亞洲各民族，尤其是我們休戚相關的中國人民的關系，必須打下毫不動搖的堅固的基礎。”可見，日本學界在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接受上，往往能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反躬自省地思考日本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70年代，隨著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兩國的文學交流迎來新契機。改革開放后，日本希望通過文學這個窗口全面、細膩地了解巨變中的中國社會，由此，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譯介活動再次出現熱潮。據對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館藏中國當代小說日譯單行本的統計，1970年—1979年有4部，1980年—1989年有85部，1990年—1999年有205部，而到了2000年—2012年則為296部。可以看出，1980年后，特別是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后，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日譯數量迅猛增長。

進入21世紀，日本譯介我國當代文學作品繼續保持增長勢頭。被譯介的中國作家人生閱歷迥異，觀察生活的視角千差萬別，故而寫作手法各不相同，作品的題材和形式也豐富多彩。如莫言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蛙》、閻連科的荒誕現實主義小說《受活》、殘雪的“新實驗小說”《暗夜》、劉欣慈的科幻小說《三體》等作品在日本廣受歡迎。特別是今年一度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熱門的殘雪，其作品受到了日本學界和普通讀者的廣泛認可。通過閱讀，很多讀者對中國文學有了新的認識。不僅如此，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方法也趨于多元化。一直以來，日本的中國學界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以資料考據見長。這種扎實、嚴謹的治學態度值得我們學習，但有時難免墜入煩瑣考證的泥坑中。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新一代青年學者開始采用語言學、結構主義等西方的研究方法，對中國現當代文學進行思辨性評析。比如，石川忠司的《魯迅小論》就從“言文一致”這一角度，從個人、階級、民族國家和人類等多個層面，剖析了魯迅極具深意的現代意識。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國學者以及華裔學者的參與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在日本的接受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比如，田原在以介紹中國文化、中國文學藝術為宗旨的綜合性文藝雜志《火鍋子》上開設“華語文學人物”專欄，譯介了莫言等數十位作家的短篇小說及評論文章。顯然，這樣的譯介活動能夠有效地促進我國現當代文學在日本的接受。

綜上所述，中國現當代文學在日本的接受有一個逐漸加深的過程。日本學界譯介、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時現實考量較重，且學理性較強。盡管中國古典文學依然在日本中國學界占據著更大的比重，但我們不能因此輕視中國現當代文學在日本中國學界的位置。實際上，對于日本學者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譯介和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績，包括歐美學者在內的世界各國學者一直是高度重視的。新加坡的王潤華教授指出：“歐美學者認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而不參考日本有關方面的研究成果，那是不完整的研究。”“日本已成為中國以外最適合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國家。”這并非虛言。日本作為一個與中國現當代文學有著特殊關系的鄰國，其譯介和接受情況，已經引起我國相關專家的關注，相信我國學者會比其他國家的同行取得更多的學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