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文物發現和考古發現有什么區別，可有一點是一樣的：偶然發現超過有目的的發現。偶然的文物發現，實在太多太多;偶然的考古發現，數量也驚人。下面看看幾個全國100項考古大發現中的偶然例子——也就是“得來全不費工夫”的實例：

偶然發現之一：馬王堆漢墓

1951年冬，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在長沙東郊馬王堆，發現了兩個東西相連的大土冢，他判定為漢墓。1970年，湖南軍區的醫院選定在兩個大土冢下挖掘地下工事，建造地下病房。就在一個巷道口掘進數米后，施工的工人發現塌方嚴重，便找來鐵棒探查。誰知底下竟冒出氣體，他們以為是空洞，就趕緊舀水往里面澆灌，但一股強大的氣壓卻把水噴上來。有人提議再用火試點一下，道口竟冒出了藍色火苗。人們大為驚疑，立即向湖南軍區作了報告。

電話幾經輾轉，三天后，湖南省博物館才接到報告。第一時間趕往現場的專家侯良先生等人毫不知情，他們在路上還估計著是否是漢墓遭到了破壞。到達現場，發現果如所料，他們看到有許多人還在墓上點火抽煙。考古專家根據經驗推斷，凡是有氣體冒出來的墓葬，地下文物就保存完好。這顯然與密封有關，密封也就意味著墓葬沒有遭到破壞。

其實，馬王堆漢墓并不是偶然發現的，而是軍隊當時“違法”作業，導致了偶然的考古發掘。馬王堆漢墓早在1961年就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并豎立了文物保護標志。可在那個“備戰備荒為人民”的特殊年代，文物保護也得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讓路，無人能擋也無人敢擋。偶然的發掘又引發意料之外的考古大發現，還是離不開偶然二字。

偶然發現之二：滿城漢墓

下面說的這個偶然發現，也與軍隊施工有關。

1968年5月，解放軍某部官兵正在河北省滿城縣的陵山上進行一項軍事工程施工，不料碰到了破碎帶。施工點只好避開破碎帶，另尋新的作業地點。可就在重新選定的地點，放炮炸掉的石頭竟然眼瞅著就不見了。官兵們很奇怪，過去一看，發現了一個大洞。

戰士們從洞口下去，發現洞穴里面有很多東西。他們拿出了幾件，一看是文物，就不敢再動。工程立即停工，馬上向省里報告，省里再報中央，周恩來總理責成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負責辦理。在北京軍區的支持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工作隊組成聯合考古隊，拉開了考古發現的序幕。結果更出人意外，戰士們發現的洞只是“鑿山為陵”的第一個墓，編為1號墓。就在清理這個墓時，又發現北邊約六十米處的山石巖層有被擾亂的跡象，果然那里還有一座墓，定為2號墓。

這兩座墓葬所在的河北省中部偏西的滿城一帶，在漢代屬于中山國境內。陵山不高，海拔只有兩百多米，卻面朝地勢寬闊的大平原，背靠峰巒起伏的太行山，實為風水寶地。1號墓的主人是西漢景帝劉啟的皇子、中山靖王劉勝，漢武帝劉徹的庶兄。2號墓的主人是劉勝的妻子竇綰。《三國演義》中劉備自稱為漢中山靖王的后人，如果屬實，那劉備就是此處滿城漢墓的主人劉勝夫婦的后代。

這座“鑿山為陵”的并穴合葬墓，開鑿在山巖中，墓道口用土坯或磚砌筑成門，再用鐵水澆灌，與山石融為一體，防盜性能很好。滿城漢墓是一座未遭盜掘的漢代諸侯王陵，陵中還首次發現了完整的金縷玉衣(4)，而且是有準確年代可考的最早的金縷玉衣。為保護尸體不腐，劉勝夫婦都用金縷玉衣斂尸，其中，用于穿系裹尸玉片的金絲分別為1.1公斤和0.7公斤;劉勝所用玉片是2498塊，竇綰是2160塊。只可惜金玉仍在，尸骨已朽，玉片金絲散亂一地，使復原工作費盡了氣力。

除了玉衣，竇綰墓里隨葬的一座長信宮通體鎏金銅燈，也是這兩座墓中近萬件隨葬品中的佼佼者。燈體為造型生動的宮女跪坐雙手持燈狀，內體實際是空腔。全器的制作，是由頭部、身軀、右臂、燈座、燈盤和燈罩六部分分鑄、拼合組裝而成，非常便于拆卸和清洗。最精巧之處在于，宮女長袖高舉的右臂被做成一根排煙管道，燃燈時燈煙經過右臂進入中空的軀體內，可以保持室內環境清潔。

有人說長信宮燈是中國最早的環保文物之一，也不全是戲言。這件器物上的宮女袖口順勢形成燈罩，燈罩又由內外兩片弧形屏板組成，并鑲嵌在燈盤的凹槽里，可以左右推動開合，用來調節燈光照射的方向和亮度。該器物在滿城漢墓發現二十多年后，被定為具有獨特超凡藝術價值的一級青銅器，專家給出的評語是“優美動人，制作工藝高超”。此時，專家們可能已經不在意，它的發現竟是來自于上面所說的那次偶然的軍事施工。

偶然發現之三：法門寺地宮

考古發現的偶然性其實是可以作為一個專題來研究的，如果真的被某位專業學生寫成學年或畢業文章，也許還是不錯的選題，因為其中確實有著千變萬化的事例，可拿來作為論證考古偶然與必然之間關系的論據。像上面兩個實例，說的都是人為作用導致的偶然發現或偶然發掘。下面要介紹的偶然發現，起因于1984年8月間陜西省扶風縣一帶的連綿淫雨，純屬自然動力所致。

陜西省扶風縣的法門寺，是唐代著名的皇家寺院，因供奉佛骨舍利，聲名卓著。以后各代歷經毀塌，也歷經修葺，1956年被列為陜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可就是1984年8月間的這場雨水，使寺內的八角磚塔突然崩塌，塔體大半傾塌，藏于塔上的宋元刻本佛經和唐代以來的大量造像面世。古建筑傾塌，令人惋惜，但卻使稀世珍寶重見天日，可謂福兮禍之所伏。為重建傾倒的佛塔，1987年陜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開始對塔基和地宮進行發掘，結果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他們幾如神話般地發現了四枚佛指舍利，一百二十多件金銀器，還有絲織品、玻璃器、秘色瓷、珠寶玉器、石刻等大量皇室和佛徒獻供之物，規格等級之高，無與倫比。

這次偶然發現的舍利，傳說是公元前485年佛祖釋迦牟尼涅槃后，其遺骨火化結晶而成，是佛家圣物。相傳后來被統一印度的阿育王分成8.4萬份，分送世界各地建塔供奉，以供各地佛教信徒膜拜。法門寺就是唐代安放釋迦牟尼指骨舍利的中國四大名寺之一，唐代皇帝曾先后七次開啟地宮，迎佛骨進京供奉。而今，其他三剎的舍利皆已無存，法門寺佛指舍利成為國內唯一幸存之物。這次發現的藏于秘龕中的四枚舍利，有一枚是釋迦牟尼的真身遺骨，另三枚是僧尼為了避免舍利遭到損毀而仿制的影骨。還有資料顯示，經過兩千多年的光陰，留傳在世的釋迦牟尼真身舍利已經異常稀少，除了法門寺地宮出土的佛指舍利外，在我國北京的靈光寺，還供奉著據說是世上僅存兩枚的其中一枚佛牙舍利。

偶然發現之四：何尊上的銘文

偶然的發現除了不可移動的遺跡，還包括遺跡內的遺物。像著名的人面方鼎的發現，就偶然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眾所周知，商代銅器上的紋飾多為饕餮紋，但有一件人面方鼎以正面寫實人像為主要紋飾，實屬罕見。它是1959年湖南省博物館在長沙廢銅倉庫中揀選到的，當時已殘為九塊，后經修復，發現竟是一件罕見的商代晚期方鼎，但已只剩三個足了。

無巧不成書，1960年，另一只殘足竟然在長沙以外的一個城市——株洲的冶煉廠廢銅中被發現。這樣的偶然事例不能算是考古發現，只能說是文物發現，因為這類傳世品的出土地點是不確定的。盡管它屢屢被人提及，常常出現在圖書的封面或書內插圖中，但其學術價值早已大打折扣了。

在這里還要說說另一個偶然發現——陜西寶雞出土的何尊。

1975年，為紀念中日建交，國家文物局要在日本舉辦中國出土文物精品展，王冶秋局長聘請青銅器專家、就是后來的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先生赴京組織籌備。經審核后，馬承源很快從全國各地調集了100件一級品文物，其中就有寶雞出土的一件饕餮紋銅尊。

馬承源過去只聽說過但沒有見過這件銅尊，他在故宮武英殿見到實物后，反復看了好幾遍，心中一直納悶，這么大造型的器物為什么沒有銘文?隨即他用手在銅尊內壁底部反復摩挲，感覺底部某個地方似乎刻有文字。他大為振奮，隨即讓人送去除銹。經過清除泥土和銹跡，果然在銅尊底部發現了長篇銘文。馬承源高興至極，馬上做了拓片，經研究，隸定出的銘文有122字，內容大意為：周成王五年，一位叫何的周王室重臣，在剛建成的洛邑成周，受到新居那里的王的訓誥和賞賜。何用得到的賞賜，鑄成這件銅尊，記載這一重大殊榮。

就這樣，銅尊被定名為何尊。也因為這一重大發現，國家文物局取消了何尊赴日本展出的安排。1980年，國家文物局又請馬承源組織籌備“偉大的中國青銅器”展，以赴美國進行友好交流。馬承源提出申請，要把何尊定為參展的主要文物，后得到批準。因為有這樣一件青銅重寶參展，這次外展文物的保險費就高達三億多元。

何尊是因為馬承源偶然發現了它的銘文以后才身價倍增，后來被定級為具有綜合價值的“國寶級”青銅器。專家對它的定級評價是：“方形圓口，器身鑄大扉棱，開銅尊造型的新風格;銘文所記營建成周洛邑之事，可與古籍相參證。”

專家們一致認為，何尊的史料價值極高：一是證實了周武王滅商后，就產生了在伊洛這個天下中心建立都城、一統天下的戰略意圖;二是此器作于周成王五年，作為實物證據，為解決周公攝政的七年是否包括周成王在位年數之內的歷史課題，提供了直接資料;三是證實了周成王要遷居成周并付諸行動這樣一個史料不詳的重大事件;四是銘文中“中”、“國”兩字作為一個詞組第一次出現，盡管它與現在的“中國”一詞不是同一個地理概念，但其意義十分重大;同時銘文述及周初重要史事，與成周(洛邑)興建有關，對研究古代歷史文化與河南地方史、城市建設史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基于以上重要內容，1988年馬承源到新落成的寶雞青銅器博物館參觀時，聽講解員介紹何尊為鎮館之寶時，他當即指出：“它應是鎮國之寶，不僅僅是你們的鎮館之寶。”

偶然發現之五：眉縣青銅器窖藏

2003年1月19日，陜西省寶雞市眉縣楊家村五位村民像往常一樣，在村北磚廠取土勞作。村民王拉乾一鑊頭挖下去，竟然挖出個大洞來。他很吃驚，忙喚大伙過來探望，原來洞里面是一個土窖，窖里還埋藏著不少露出半截的器物。在場的村民立即聯想到此地曾多次出土過窖藏寶物，他們趕緊向政府報告，于是，發現窖藏寶物的電話打到了寶雞市文物局。

經發掘，在這個偶然發現的西周青銅器窖藏出土了27件造型精美、保存完好的青銅器：鼎12件，鬲9件，壺2件，盤、匜、盉、盂各1件。最令人們興奮不已的是，件件青銅器上都有遒勁古樸的述事銘文。經過著名青銅器專家李學勤、李伯謙、馬承源等反復釋讀，共發現銘文4048字，為歷代出土青銅器銘文最多的一次發現。陜西省寶雞文物局長張潤堂這樣形容他的工作：“為此我數了不下50遍。”

偶然發現之六：秦始皇陵兵馬俑

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所有關于秦始皇陵的推測都只是停留在文獻記載與傳聞上，但1974年幾位農民打井時的偶然發現，讓秦始皇陵一夜之間家喻戶曉。可如果你看過當年主持發掘工作的秦兵馬俑考古隊第一任隊長、兵馬俑博物館首任館長袁仲一在《秦兵馬俑》一書中的回憶，你就會注意到他還講了一個發現過程的細節，其偶然性幾乎叫人難以置信。這里的引文比原著略有刪節，轉述如下：

1973年底，陜西省臨潼縣驪山腳下西楊村生產隊長楊培彥和副隊長楊文學二人帶人一連打了二十多口井后，只有一口井水較旺，遠遠滿足不了灌田的需要。

1974年3月24日下午，他倆又帶幾位社員來到村南滿地砂石的柿子樹林東端，這里有條古河道正對著山谷口。他們認為下大雨時山水從谷口下流，地下水必定豐富，于是他們就決定在這里再挖一個大水井。

楊培彥用尺在地上畫了一個圓圈作為井址后，楊文學心里仍惴惴不安。端詳了一會兒后說：“我看井址最好再往西移動一點。你們看那里的一棵大柿子樹長得枝葉茂盛，地下水一定豐富，地勢也較高，抽水灌溉北邊的農田較方便。”于是把井址向西移動了一下，移至大柿子樹南邊約十米處。

事后才知，這個井址恰好位于一號兵馬俑坑的東南角。井的一半位于俑坑內，另一半位于俑坑外，真是鬼使神差，促使兵馬俑光耀天日。

袁仲一記載的這個農民打井時的偶然發現，頗富傳奇色彩，但我們無法不相信它的真實性。我們可以想象，假使楊文學沒有惴惴不安地建議移動一下井位，假使井址再錯位一米或兩米，恐怕我們不知何時才能見到地下三米多深的世界第八大奇跡;那里可能至今還是砂石累累，一片荒涼，伴隨著夜晚依稀可聞的狼嚎;那附近可能至今也不會為參觀兵馬俑而修建一座寬敞便捷的飛機場。盡管這里早已被劃定為秦始皇陵保護區范圍，可這里畢竟距離秦始皇陵有1.5公里的距離，即使專家們在當時也沒有意識到這么遠的地方會有如此重要的陪葬坑，而且還不止一個。但讓專家們始料未及的是，30年后，幾位打井的農民會對秦始皇陵兵馬俑的“發現權”提出要求，幾乎上升到法律程度，這就不知道應該叫做偶然，還是看作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