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書店里堆起了各色的日歷書，一定是舊年要去、新年要來了。

日子一天天溜走，日歷一頁頁翻過，“21世紀20年代”悄然開啟，2019年隨之融入了歷史。但書香猶在。

致知窮理新舊合冶

舊傳統與新文化，從來都是纏繞著，交織著，隨著歷史滾滾向前。

2019年歲末，繆荃孫銅像在國家圖書館揭幕。一襲長衫，一頂瓜皮帽，他是那個時代舊籍整理者的典型，協助張之洞編纂的《書目答問》，至今仍不失為進入傳統學術的重要門徑;這位傳統學術的殿軍人物，也被視為新思想、新制度的傳播者與執行者——1907年建成的江南圖書館、1909年建成的京師圖書館，一南一北兩個新式圖書館，都由他擔任首任館長。

百余年后，余緒未絕。在今天的南京圖書館，人們還可以讀到繆荃孫主持江南圖書館時入藏的典籍;在今天的國家圖書館，人們仍然可以看到他為京師圖書館改定的善本書目稿本。

同在國家圖書館，梁啟超銅像先此一年多落成。2019年，中華書局的俞國林就是在這尊銅像旁，完成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校訂。

梁啟超早年是維新派的代表，后來也是清華國學院的導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最早就是他在幾所學校授課的講義。以新的眼光檢討舊的學問，百余年來，人們從未放棄過這樣的嘗試。

不論最初的稿本、鉛印本，還是刊發在雜志上的單篇講義，抑或是近些年的各種當代排印本，俞國林都盡心搜求，相互比勘，補脫正訛。他為讀者提供了這部學術史名著的一種新版本，也為近代文獻整理樹立了一個新標桿。

兼及新學與舊學的，當然還有陳夢家。從知名的新月派詩人轉而成為重要的古文字學家，在現代文學史與學術史中，陳夢家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2019年，在去世63年后，他的《中國銅器綜述》終于出版。

1944年到1947年，陳夢家遍訪美國博物館和私人藏家，搜集流散海外的商周青銅器資料。他赴美期間編纂的《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為學界所熟知。而與此同時撰寫的《中國銅器綜述》，卻長期湮沒不聞。直到1997年，才有學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圖書資料室發現此書的英文手稿。再經翻譯、出版，又是20多年。

新與舊之間，或許并非壁壘分明。同樣，中與外之間，既有碰撞，又有融合。

以研究中國為業的北京大學教授李零，三赴伊朗考察，2019年，他的《波斯筆記》出版，以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為中心。他說：“沒有鏡子，人看不見自己的臉。他人的眼睛，可以看見你的臉。”

2019年，中國學者撰寫的六卷本《德國通史》、八卷本《英帝國史》先后出版。我們需要外國學者的世界歷史，同樣需要中國的學者以中國的視角講述世界、理解世界，用一種全新的方式關心世界、融入世界。

繼《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句讀》《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句讀》等書之后，2019年，華中科技大學教授鄧曉芒又出版了《康德〈實踐理性批判〉句讀》。他志在通過逐字逐句的細讀，把那些“天書”般的文字還原為“人話”。鄧曉芒對學生說：“我們要從最基層做起，不要厭煩做這些小事情，下這些最初的、最笨的功夫。”

“但宜推求，勿為株守”，有人說，戴震的這八個字道出了清代學術的真精神?；蛟S也可以這樣說：只要“勿為株守”，無論古人之書，還是西人之書，都可以為我們的精神提供滋養。

留史續史傳薪不絕

有些人，在歷史中探尋奧秘;有些人，在書寫著當下的歷史。

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獲得“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恰在此時出版。這位年過八旬的老人在自序中說：“以我在敦煌近六十年的所見所聞，為莫高窟的保護事業，為敦煌研究院的發展留史、續史，是我不能推卸的責任。”

在南京大學教授卞孝萱到了84歲高齡的時候，門下弟子也有了為他做口述史的想法，老人欣然同意。他覺得，“于漫談之中，諸位可能得到一些書本上得不到的東西”——口述歷史，是他晚年傳授學問的一種方式。雖然口述尚未完成，卞孝萱就與世長辭，但在他的《冬青老人口述》中，對范文瀾、章士釗、錢基博、周一良等眾多故人與往事的回憶，無疑是數十年學術史、教育史、文化史的一個新的視角。

生于1910年的費孝通，改革開放后獲得了第二次學術生命?！顿M孝通晚年談話錄(1981—2000)》記錄了他晚年的大量觀察與思考。在此書的整理者張冠生看來：“這些談話，是費先生晚年里‘行行重行行’的如實記錄。一站又一站，一地又一地，是一位著名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波瀾壯闊的學術研究過程中的部分場景。”

不僅長者傳遞著他們的智慧，每個人都不乏可以傳之久遠的人生故事。

有一個叫冬冬的“80后”女孩，自出生的第一天起，語言學家爸爸就開始記錄她的語言。不僅自己記，還動員一家人一起記。2019年，當冬冬長到34歲，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時，爸爸李宇明的《人生初年：一名中國女孩的語言日志》出版了。1985年1月18日，出生第三天：“寶寶吃飽了，一個勁兒地打嗝兒。還可聽到嘖唇聲和口腔微開的喉音……上下唇來回摩擦，發音已有長短之分。”而最后一條日志發生在女兒六歲半時，1991年7月22日：“冬冬接口道：‘要是離開爸爸，我就像掉了靈魂;要是離開媽媽，我就會心碎的。’”這部科學觀察的著作，浸透著濃烈的親情，也記錄著20世紀八九十年代社會生活的點點滴滴。

進京多年后，北京大學教授漆永祥發愿為遠在西北邊陲的家鄉編寫一部村史。他的《依稀識得故鄉痕：漆家山50年村史》，始自他出生的1965年，終于2015年。“太爺老師漆潤江”“村中火盆漆大娃”“一生盼兒漆早成”，這些注定無法出現在正史中的當代“小人物”，他們的故事、他們的喜怒哀樂在這部村史中活靈活現。漆永祥說：“自古僻壤皆無史，且留一冊在人間。”

無論大人物還是小人物，曾經的一切，都只能懷想而無法改寫。90多年前，梁啟超留給北京師范大學畢業生“無負今日”幾個字。日歷掀開新的一頁，無負今日，才能無負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