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這句流行語生動反映出人們在精神消費方面的愿望。縱觀古今，人類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重視文化消費，也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熱衷旅游。毫不夸張地說，無論是雙休日還是節假日，但凡條件允許，人們都會帶上一家老小，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

一場完美的旅行，必須要選擇一家稱心如意的酒店，如此才能玩得好。旅游文化的迅速發展，使得許多商人聚焦于旅游業，各類主題酒店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但在物質條件尚不豐厚的古代，外出旅行或者出門辦事，應該如何解決住宿問題呢?

我國最早的旅館稱為“驛傳”。西周早期，驛傳已相當普及，統治者在通往都城的道路上廣修客舍，便于各地諸侯入朝納貢和朝覲時休息。不過早期驛傳帶有鮮明的等級色彩，文人士大夫可以隨時入住，平民百姓恐怕只能敬而遠之。

春秋戰國時期，除了官用“驛傳”，名為“傳舍”或“逆旅”的商業性客舍也出現了，遍布各地。

秦國大一統后，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建立“驛傳”制度，漢承秦制，“驛傳”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據史書記載，西漢初期，各地均在交通要道上設立驛館，每三十里一處。當時西漢都城長安(今陜西西安)的客舍也星羅棋布，不僅有可供各郡來客住宿的“郡邸”，還有專門接待外賓的“蠻夷邸”。

南北朝時，許多王公貴族發現經營旅館存在巨大的商機，競相建置，旅館林立城中，望不到邊。為了滿足一些外來客商的特殊需求，還出現了“邸店”，“邸店”除了為客商提供食宿服務，還可以提供空間來儲存貨物，以便進行商業貿易。南朝謝靈運在《游南亭》中說：“久痗昏墊苦，旅館眺郊歧。”這是“旅館”一詞有據可查的最早記錄，“旅館”一詞的“知識產權”就此歸屬南北朝。

至唐朝，經濟繁盛不衰，各國使者紛紛到大唐學習、取經;為了彰顯唐人風度，官方旅館的建設被提上日程。唐代的官方旅館有兩種制式，一種叫“鴻臚客館”，由主管外事接待、民族事務的鴻臚寺管轄，主要接待外來使臣;一種叫“四方館”，由中書省管轄。這兩種旅館都是官方背景，類似于今天的釣魚臺國賓館和省委招待所。除了建設官方旅館，民間旅館的發展也相當可觀。《太平廣記》記載岐州地區富豪開設的私家旅館可以容納千人食宿，可謂世所罕見。

唐中期時，“館”和“店”分化成兩種不同的類型，要區別它們并不繁瑣——“館”通常指較大的旅館，有“公館”和“私館”之分;“店”多由民間自辦。“館”和“店”的食宿設施不盡相同。《太平廣記》記載汴州(今河南開封)有一家“板橋三娘子店”，店內設有單人間、雙人間和多人間，三娘子做燒餅充當客人的早飯，并出租驢畜。古代旅館基本是單人居住，“板橋三娘子店”應當是民間較早出現的復合型旅館。

宋朝同樣是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時期。在南宋的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私營旅館臨街而立，熱鬧非凡，尤其是西湖岸邊的湖景旅館，密密匝匝，眼花繚亂。陸游那句“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就是在杭州西湖磚街巷(今稱孩兒巷)的一家湖景旅館里寫的。此外宋朝旅館的裝潢水平也大幅提升，蘇軾在《鳳鳴驛記》中曾記道：“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

明初，全國要沖均設驛館、遞鋪，數量只增不減，“十里一鋪、六十里一驛”的格局最常見。明中期以后，驛道管理松弛，為此張居正主張裁減驛館、遞鋪，不過基本沒有成效，皆因各地驛館、遞鋪的數量較為繁復，裁減比重很難定奪。

明清時期，在旅館的基礎上衍生出會館。北京、長安等城市不僅有地區性會館，還有行會會館，其中北京的會館最多時達數百座。至晚清，伴隨國力衰微，會館日漸沒落，隨之而來的是西方旅館大舉開建，中國的旅館業由此走上了近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