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七屆中國數字閱讀大會在杭州開幕。開幕式上，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發布的《2020年度中國數字閱讀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數字閱讀產業規模達351.6億元，增長率達21.8%，人均電子書閱讀量9.1本，已經超過人均紙質書閱讀量6.2本。在這一系列數據背后，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數字閱讀在全民閱讀時代逐漸成為主導模式，越來越多人習慣使用各類“屏幕”來獲得知識與經驗，數字閱讀產品早已不是“未來之物”。

哪些人在進行數字閱讀?他們為何青睞數字閱讀?成為主導閱讀形式的數字閱讀將給我們帶來什么?帶著這些疑問，記者近日采訪了長期關注數字化出版領域的專家、圖書出版機構負責人、閱讀平臺創業者及數字閱讀讀者。

“乘客與車都在增多”

數字閱讀，顧名思義就是閱讀的一種數字化形式，既包括閱讀對象的數字化，即閱讀內容以數字化的方式呈現，如電子書、網絡文學、自媒體文章、小程序等，也包括閱讀方式的數字化，即閱讀的載體不再是紙張，而是帶屏幕顯示的電子產品，如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手機、電子書閱讀器等。“閱讀內容數字化伴隨閱讀方式數字化產生，兩者都在快速增長，猶如乘客與車在同步增多。2006年前后，許多網絡文學創作平臺應運而生，為數字閱讀內容創作打下良好基礎。同時，由于當時的網絡文學主要刊發在網站上，大眾的閱讀渠道有限，多是懂得上網的年輕人進行數字閱讀。”長期關注數字化出版領域的曲阜師范大學傳媒學院教授李秀霞說，內容數字化是數字閱讀的重要方面，但在影響數字閱讀蓬勃發展過程中，科技因素仍占有相當分量，尤其是移動終端設備的普及情況。

實際上，有兩組數據也印證了她的判斷：近五年來，中國智能手機用戶規模由5.9億人增至8億人，數字化閱讀接觸率也由64%增至79.4%。剛剛發布的《第十八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報告》顯示，在接觸過數字化閱讀方式的群體中，50周歲及以上人群占23.2%，較2019年增長了2.8個百分點。李秀霞認為，這部分群體能夠加入數字閱讀，與智能手機的普及使用密切相關。雖然智能手機只是數字化閱讀的重要載體之一，但它在培養公眾養成數字閱讀習慣方面功不可沒。打破時空限制，在手機上隨時隨地獲取海量信息，讓更多群體感受到數字閱讀的魅力。

“退休兩年了，最開心的是學會用微信讀書APP，里面不僅可以看書、聽書，還提供了查閱好友讀書的功能。對我來說，現在在微信讀書APP上閱讀電子書，和在書店看紙質書沒有太大區別。”今年62歲的濟南市民張曉云坦言，自己原先比較反感手機閱讀方式，覺得數字閱讀內容的字體、排版等不如紙質書籍，但從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無法經常去書店買書、看書，便在兒子的協助下安裝了微信讀書APP。讓他沒想到的是，自己居然喜歡上了像微信讀書一樣的閱讀類APP，之后又下載了網易蝸牛讀書、掌閱等多個閱讀類APP。

除了中老年群體，兒童也在成為數字閱讀的重要用戶。《報告》顯示，隨著啟蒙教育時間的不斷提前，74.8%的兒童從2歲就開始接觸數字閱讀，65.7%的兒童更喜歡數字閱讀的形式。兒童數字閱讀付費增長56.5%，日均數字閱讀時長29分鐘。今年34歲的吳莉莉有兩個孩子，大的5歲，小的3歲。作為一名“85后”母親，很早開始，她便有意識地培養兩個孩子的閱讀興趣，其中也包括動態繪本、有聲讀物等兒童數字化閱讀內容。“相較于紙質繪本，動態繪本通過在屏幕上的翻頁、文字滾動、縮放圖片、播放視音頻等，增強了孩子對閱讀的直觀感受，讓他們體驗到閱讀的互動樂趣。”吳莉莉說。

兒童繪本閱讀平臺KaDa故事聯合創始人楊波認為，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直接促進了教育的公平性，越來越多三四線城市家長正在改變自己對兒童閱讀的認知，而數字閱讀給予他們更多選項。“數字閱讀的便捷，不局限于隨時隨地閱讀的便利性，更重要的是對閱讀取向個性化、閱讀載體多元化、大眾讀者小眾化的包容性。數字化，正在加速兒童閱讀的全面普及，也在降低兒童閱讀的‘功利性’。”楊波說。

互動功能最討喜

“我手機上有三四個讀書軟件，目前最喜歡用的是微信讀書、網易蝸牛讀書，因為這兩個軟件的閱讀功能最齊全、最貼心。”山東大學2018級學生姜越說，讀紙質書有時讀到精彩之處無人訴說，有時看到不懂的內容無人可問，而讀書軟件帶有很強的互動功能，不僅可以看到朋友們的閱讀情況，還能隨時隨地和書友交流。

“除了移動終端設備的普及使用，數字閱讀的便捷性、互動性、個性化等特點，也是許多人選擇‘屏上閱讀’的重要原因。”北京時代華語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策劃總監顧光杰說，中國數字閱讀市場發展迅速，圖書出版機構、網絡文學平臺、大型互聯網公司等紛紛涌入其中，為從眾多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大家竭盡所能為讀者提供最優閱讀體驗，從而推動了數字閱讀向更高品質發展。

由于清楚讀者用戶有分享讀書感受的需求，微信讀書從推出伊始，便設置了“想法”與“筆記”兩個功能。讀者用戶在閱讀過程中，可以把讀書心得寫在電子書“想法”中，而這些“想法”會被閱讀該書的其他讀者看到。“這種鼓勵用戶自己生產內容的設定，一方面滿足了用戶本人的分享需求，一方面也提升了其他用戶的閱讀體驗，算是一種良性循環。比如，有些人在閱讀《三國演義》時，容易碰到一些古代的地名、官職，這時候點擊用戶想法，就省去了再搜索字詞意思的環節，閱讀體驗不會被中斷。”顧光杰說。

不僅如此，由于掌握讀者用戶大量閱讀數據，微信讀書還能根據用戶喜好推送特定書籍。顧光杰認為，傳統出版行業最大的痛點是沒有用戶數據，一本書賣出去后，只知道賣了多少錢，但是被誰看的、是什么年齡段的人，在什么時間看的，都不清楚。由于根據喜好定點推送書籍，用戶的喜好度、打開度、付費意愿都會不錯，讀書軟件的用戶黏性也會變強。

在青島從事廣告設計工作的張瑩也是數字閱讀深度用戶，但她喜歡數字閱讀的原因卻與姜越不同。“相較于分享書評等功能，我認為讀書軟件的社交功能更吸引人，如網易蝸牛讀書推出的‘領讀人計劃’‘與人共讀’等，讓我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張瑩說，她現在仍在網易蝸牛讀書上參加《星星之眼》共讀活動，共讀人有3人，圍觀此次共讀活動的有8人。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不管是在古代還是現代，人們都有開展社交活動的需求，只是當下的社交需求更加多元化、個性化。一些讀書軟件聚焦此類需求，用討喜的功能滿足用戶需求，自然獲得了很多年輕人的青睞。“網易蝸牛讀書的‘與人共讀’宣傳文案寫道：‘找人共讀吧，可以互相看讀書批并交流，讀到淚流滿面時一起擦，讀到義憤填膺時一起罵……’，這種對共讀場景的生動描述，特別打動人心，讓大家不再‘孤’讀。”顧光杰說。

趨勢不可阻擋

一直以來，公眾對數字閱讀的感情錯綜復雜，一方面是盡情享受其存儲量大、檢索便捷、便于保存、成本低廉等優勢，一方面又擔心數字閱讀會帶來閱讀的碎片化、淺薄化、娛樂化。但無論大家怎么想，《報告》已經表明數字閱讀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隨著科學技術不斷發展，閱讀方式與傳播途徑必然發生轉變，生活在一個日益多元、豐富健康的社會，人們對于閱讀方式應有更多的選擇。

作為一名圖書出版人，顧光杰對數字閱讀持謹慎樂觀的態度。“過去，在沒有數字化手段之前，就算你知道海外某圖書館藏有一本你特別想讀的書，也不知道哪天才能到達那里。而有了互聯網帶來的數字閱讀之后，彈指之間你就能到達那里，找到你心儀已久的書籍。這樣的便利是沒有人可以抗拒的，也沒必要抗拒。”他認為，接受數字閱讀形式不是問題，問題是如何通過這種形式實現閱讀的真正目的——增長知識、開闊視野、獲得樂趣。

“數字化閱讀的興起并不代表著紙質閱讀的式微，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多種媒介閱讀資源的出現會讓閱讀超越時空限制，帶來更多現實可感的心靈慰藉和智慧啟迪。”自2018年創辦了“馬太牛商書房”數字閱讀平臺，馬太牛對數字閱讀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馬太牛商書房”中，既有各大出版社出品的商業類書籍，也有他自己撰寫的自媒體文章，同時還提供了大量有聲讀物產品。“當然，數字閱讀仍處于發展上升期，需要加強引導，用好的內容去搶占數字媒體的市場和閱讀空間，而不是放任娛樂化內容一味泛濫，要統籌推動數字閱讀與傳統閱讀，讓二者朝著‘此漲彼漲’的方向努力。”馬太牛說。

對于數字閱讀趨勢，李秀霞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近幾年，童書出版‘一枝獨秀’，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家長意識到提高孩子閱讀能力并培養其閱讀習慣的重要性。在這種背景下，做好兒童數字閱讀引導工作至關重要。”她說，數字閱讀資源豐富，孩子與家長選擇更多樣、互動更方便，但也存在著電子文本缺乏整合與評價、孩子沉迷網絡等風險。因此，父母應該關心孩子的網絡使用情況，尤其要關心閱讀內容和過程，在平和交流的基礎上了解孩子的閱讀感受。同時，參考專業機構如研究機構、出版社、網絡平臺的推薦，結合孩子的年齡特點和閱讀興趣，為孩子選擇適合的數字閱讀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