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晚間，浦發銀行(行情11.03 -5.00%,

單從盈利增速上看，在去年營收、凈利均實現同比正增長的情況下，該行今年一季度兩項盈利指標同比均有所下滑，成為唯一一家一季度營收和凈利潤雙雙負增長的A股上市銀行。一季度浦發銀行也出現資產負債兩端的同時“縮表”。

但可喜的是，該行零售板塊去年出現快速增長，尤其是零售貸款方面，這一態勢在今年一季度繼續延續。一個直觀的數據是，一季度零售業務營業收入占比已經創下新高，成為三大業務板塊第一大收入來源，這一特點出現在這家以對公業務見長的股份行身上，實屬難得。

浦發銀行也在年報中公布了該行2018年的經營主線——“調結構、保收入、強管理、降風險”，這與2017年的“保收入、調結構、重管理、控風險”有著明顯的不同。行長劉信義對此解釋道：

首先，是把“調結構”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結構調好了，收入自然會有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其次，用“強管理”代替“重管理”，用“降風險”代替“控風險”。“意味著風險和管理方面都比原來的力度更大，目標要求更高”。

劉信義也在業績交流會多次提及該行在數字生態銀行建設上的一些想法及舉措。據了解，在2016年將“數字化、集約化”列入五年規劃的基礎上，浦發銀行于今年1月初提出了“打造一流數字生態銀行”的戰略目標。

“在數字化方面，我們設立了20個項目，有技術平臺類的，有數字化運用方面的，還有風險管控方面的，都有時間表。”劉信義表示。

零售板塊收入占比超過對公

在浦發銀行披露的2017年經營業績、2018年一季度經營業績中，最搶眼的莫過于該行在零售板塊的快速增長，尤其是在零售資產端的規模擴張。

結合年報可以得出這樣一組數據：

1、2017年該行利息收入的增長基本上都由零售貸款貢獻，零售貸款利息收入同比上升88%至695.02億元，零售貸款收益率由2016年的4.95%上升到6.04%。進而推動整體貸款甚至全行生息資產收益率的上行;

2、去年全行63%的貸款增量由零售貸款貢獻，年末零售貸款余額較年初增加2719億元，增速明顯高于對公貸款，這一態勢也在今年一季度延續。一季度末零售貸款占比接近四成。

浦發銀行相關負責人也表示，自2017年以來，零售業務持續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零售業務營業收入占比已經創下新高，成為三大業務板塊第一大收入來源。

零售板塊收入超過對公，是否意味著浦發銀行策略的變化，由對公銀行轉向零售銀行?劉信義認為，并非策略變化，而是外部環境變化：

一是技術支撐的變化。數字化在消費及零售領域的應用更多更快，譬如消費信貸、信用卡業務年輕一代更加能夠接受線上，能夠產生爆發時增長;

二是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消費對GDP的增長貢獻超過2/3，因此這一收入渣比的變化與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是相適應的。

劉信義也表示，對公業務仍然是浦發銀行的特色業務。“我行對公業務貸款余額目前仍然是股份行首位，對公業務基礎性存款位居股份行第二位。

“對公板塊業務收入占比相對下降，一是因為客戶結構的調整，去年我們存量信貸資產的調整是1000多億，全年核銷509億，常規來講，去年不良打包+核銷也上千億，在把這些不良資產剝離出去后，又有對公的填空，看上去增長不大，其實結構變化很大;二是利差縮小對對公營收占比的影響其實更加明顯，因為對公貸款的利率水平相對較低。”劉信義稱。

值得注意的是，浦發銀行增長最快、增量最大的零售貸款并非房貸或消費貸，而是信用卡及透支貸款。去年末該行信用卡貸款約較年初增加了整整1500億，增幅57%。與其他銀行信用卡業務相比，浦發銀行也被市場公認為是“超級黑馬”。

其他一些關于該行信用卡業務的數據是：去年末累計發卡較年初增長49%;流通卡數較年初增長59%;信用卡交易額同比增長76%至1.19萬億;信用卡總收入同比增長125%至487.51億，在全行營業收入中占比近三成。

劉信義表示，信用卡這幾年發展比較快，其中70%的獲客是來自線上，數字化的驅動是發展快速的重要原因。“我們也發現，線上獲客的質量比線下的質量還要高，因為小額分散，另外沒有人工干預，更加客觀。”

當然，該行零售板塊營收占比的提升，主要得益于零售資產端規模和收益率的提升，零售負債貢獻有限。與其他同業類似，該行去年也面臨存款增長乏力的窘境，去年下半年存款累計縮水超過1300億，其中儲蓄存款減少超過200億;今年一季度該行存款則實現大幅擴張近1400億，整體增量以定期存款為主，其中儲蓄存款單季度增加842億元。

“調結構”的邏輯

在浦發銀行2017年的整體策略中，調結構針對的是對公業務(“零售保收入、對公調結構、資金去杠桿)。也就是說，要在零售業務快速發展的同時，深化對公業務結構調整，強化重點領域配置，推動金融市場業務去杠桿、優投向。

行長劉信義表示，該行將結構分為9個方面，包括資產、負債、收入、區域、產品、行業、客戶、渠道、員工等。“產業在變化、客戶在變化、科技在變化，這些方面都需要綜合考慮”。

該行2017年年報則把今年該行的“調結構”概括為四句話：加強資產負債結構調整，確保利息收入穩中有升;加快客戶結構調整，優化客戶經營模式;推動渠道結構調整，實現線上線下一體化;推進隊伍結構調整，為新一輪發展夯實人才基礎。

“對公業務里繼續深調結構，這里有客群結構的調整，有模式的調整，有行業和區域的調整，我們有些比較好的區域，包括一帶一路、長三角經濟帶等，還有行業方面的戰略新興產業、傳統行業的龍頭企業等等，都是需要信貸積極支持的。在模式上，我們通過交易銀行業務推動對公銀行業務的數字化。”劉信義稱。

他也直言，客戶結構、收入結構的優化，是一件利在長遠的事情，而結構調好了，收入自然而然會有一個比較好的結果。“因此更要關注銀行未來客戶、業務、員工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

而當對公貸款余額位列股份行首位的銀行開始“調結構”，在財報數據上的體現也會比較明顯。數據顯示，該行去年末對公貸款余額(不含貼現)為1.82萬億元，僅較年初增長不到5%。“雖然對公貸款增長是個位數，但是A級以上客戶的貸款增幅超過10%，這類客戶的貸款占比也得到明顯提升。”劉信義稱。

浦發銀行在年報中表示，該行2017年進一步優化信貸客戶結構，大力支持升級產業、傳統優勢產業、戰略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和綠色產業，嚴控“兩高一剩”行業的資金投放。

數據顯示，該行去年末制造業、批發零售業貸款余額都較年初壓降超過10%，同時，該行加大了對不良率較低的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房地產業、基建等行業的公司貸款支持，其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去年末貸款余額較年初增加約688億，已經成為浦發銀行公司貸款的第一大行業。

此外，該行持續做大做強資管、信用卡、托管等非息業務，也在支撐“調結構”。數據顯示，去年該行實現非息凈收入617.07億元，同比增長超過17%，占營業收入的比重達到36.6%，較年初上升3.85個百分點。

“降風險”：不良率仍居高位，但不良貸款偏離度大幅下降

風險管控，無疑是浦發銀行這兩年時刻懸在頭上的一柄利劍，尤其是在2017年該行成都分行違規發放貸款大案之后，更是如此。

浦發銀行年報的董事長、行長、監事會主席致辭中，都對成都分行案件做出反思。董事長高國富就在致辭中表示，將“更加注重全面風險管理，認真吸取成都分行風險事件教訓，舉一反三，夯實三道防線”。

浦發銀行也在摸清風險底數的基礎上，對違規貸款“拉直還原”做實債權債務關系，舉全行之力采取多項措施處置化解風險，并給予成都分行原行長開除、2位原副行長分別降級和記大過處分，對195名分行中層及以下責任人員內部問責，同時在全行啟動大輪崗。

除了這些以外，備受市場關注的是，這次大案對財務報表有何影響？可見的三個數據是：

一是4.62億元罰款已被計入2017年營業外支出;

二是該行在包括四川省在內的西部地區惡化明顯。去年該地區計提的資產減值損失較2016年大增144%至223.88億元;西部地區2017年利潤總額也由正轉負，全年虧損達122.24億元，同比下滑396%;

三是成都分行資產規模由去年6月末的1389.36億元降至年末的1267.28億元。

劉信義也表示，該行去年成立了內控委員會，加強對分行的談話制度，并開展“黑臉行動”，加強對業務違規行為和員工的問責(全年累計達3000多次)。

除了成都分行外，不容忽視的還有該行階段性資產質量的壓力。數據顯示，該行去年三季度末不良貸款率高達2.35%，較年初上升0.46個百分點。雖然年末降至2.14%，并在今年一季度末進一步降至2.13%，該行不良率仍處于上市銀行較高水平，僅江陰銀行(行情6.73 +0.45%,診股)不良率高于該行。

此外，在關注類貸款余額及占比、逾期貸款余額及占比等資產質量先行指標上，該行也未見明顯好轉。據記者測算，該行2017年加回核銷后的不良生成率達到2.27%，同比上升0.26個百分點，其中年度核銷同比大增超過54%至512.54億元。

事實上，這也符合該行不良貸款“早暴露、早處置、早化解”的策略。該行年報表示，盡管不良率、覆蓋率繼續承壓，但該行不良貸款的偏離度大幅下降，貸款收息率明顯回升，資產質量出現了向好趨勢。

數據顯示，該行“不良貸款余額/逾期90天以上貸款余額”比值由去年初的0.83上升至去年末的1.16，這也意味著，該行100%的逾期90天以上貸款都被計入不良，不良認定較為嚴格。

在解釋“降風險”時，劉信義也表示，“這是因為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們認為2018年我行的風險水平會有進一步的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