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因素

美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來自兩方面。一方面來自中美經貿關系中存在新變數。

美國在2017年對中國啟動301條款，按照美國國內法對中國進口提出反傾銷調查;對中國對美科技企業的投資設置更大的限制，都對雙邊貿易和經濟活動造成困擾。

不過301條款調查一般要半年到一年，我們要利用調查給出的緩沖期，玩好特朗普總統一以貫之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游戲。

美國財稅制度改革已獲眾院通過。雖然美參院有不同版本的稅改方案，主要是實施時間推后一年以及降低收稅成本的一些規定，并沒有實質性的分歧。因為明年的議會大選，共和、民主兩黨都有通過稅改的意愿。

稅改主要改變部分是把企業所得稅從35%降至20%，個人所得稅從7個檔次減少至4個檔次。所得稅大幅下降將大幅降低企業綜合成本，對于國外直接投資和美國海外企業的回歸有重大的吸引力，對中國部分綜合成本較高的制造業應該是有吸引力的。

個稅的調整是吸引各方面人才的重要舉措，在科技特別是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的時代，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源競爭。

中國需要較細地比較一下中美綜合成本，特別關注那些具備向高端制造升級的企業和一些新興產業的比較，考慮政策的調整提高企業的競爭力，避免美國稅改的直接影響。

另一方面，新一屆美聯儲主席上任帶來美國貨幣政策對資本流向和人民幣匯率的影響。

11月特朗普總統提名鮑威爾為下一屆美聯儲主席。分析認為，鮑威爾會向特朗普總統希望的那樣采取溫和的貨幣政策。但是美國經濟增長已經接近潛在增長速度，而且有分析認為美國通脹明年會超過2%貨幣政策的目標，達到2.1-2.3%的水平，因此明年4次加息也是被預期的。美元更高的利息意味著美元收益率提高，會吸引各國包括中國在內的資本流入美國。

實際上近兩年來，中國國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不合理的對外收購活動，設置對外投資一些領域的限制，管控資本大規模流出，就是對美聯儲加息和縮表政策的應對，2018年這些舉措可能需要延續。

十九大以后國內將推動更大開放格局的戰略，在資本流向管理方面，以及資本項下可兌換的改革方面，中國仍需要采取更平衡的政策和措施。

至于人民幣匯率，在央行中間價新的設定規則下，美聯儲加息、美元升值、其他主要國際貨幣相對貶值對人民幣產生的綜合貶值影響應該在可控的范圍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