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地方債問題，要立足長遠、標本兼治。首先是穩杠桿、軟著陸。不能繼續加杠桿，加大風險隱患。更重要的是，以此為契機，來解決那些長期以來要解決而未解決的深層體制問題。

劉世錦：對地方債問題要立足長遠

2018年的中國經濟要做實、做優，而非人為做高，要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特別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問題在于，地方上還需要搞多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有沒有新的化解風險的長效機制?我主要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談談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

第一，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存在期限錯配問題。

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到各地去看，還有大量的項目需要建設，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問題是多長時間做完，時間上如何分配。短期內上馬大量建設項目，就是為了維持高投資、高增速，實際上還是GDP掛帥。這樣做必定是要出問題的，是不可持續的。

首先會出現的問題是資金跟不上，缺現金流，就要找風險大的資金。有的借錢是為了還利息，實際上成了“龐氏融資”。還是要堅持量力而行的原則，按照已有財力和正常融資能力安排建設項目。第二個問題是，在已有技術水平和發展條件下，能夠建設的項目是一個相對穩定的量。短期內上的項目過多，必然會透支未來的增長潛力，到了某個時候，增長速度會大幅下滑，引起大起大落。在增長速度上需要有全局和長期觀念，給以后留些空間，讓以后的地方政府也有事可做。第三個問題是，短期內上的項目過多還會拉動相關產業過快增長，而增長速度大幅回落后，產能過剩問題更加突出，資源浪費嚴重。近些年產能過剩與此是有關系的。從經濟學理論角度說，需要研究在技術、融資、產業等約束條件下建設項目的最優時間分布問題，當然這也可以轉化為政府規劃和政策議題。

第二，由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風險形成的條件和機制出現很大變化。

有些同志認為，現在說的那些問題，過去也都有，這些年不都過來了，而且搞得還不錯。實際上，比如，上世紀90年代末，幾大銀行成立資產管理公司處置壞賬，過了一段時間，卻發現資產質量變好了。一個工廠，廠房設備都不行了，職工也重新安置了，但是那塊地值錢了，價格翻了幾番。這是因為高速增長帶來了地價上升。可是這個條件現在還有嗎?已經不多了，下一步可能是相反的情況，地價要下降。在高速增長期不是問題的，到中速增長期可能都成了問題。從日本、韓國等東亞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的經驗看，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都經歷了大的金融風險以至金融危機。原因是風險形成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實現高質量發展，不能不過由于風險形成條件改變而帶來的金融風險沖擊這一關。

第三，對地方債問題，要立足長遠、標本兼治。

首先是穩杠桿、軟著陸。不能繼續加杠桿，加大風險隱患。降杠桿是復雜的過程，實質上是經濟體系的重大調整，要求整體質量和效率的提升，這一點與去產能、去庫存有所不同，但穩杠桿則是必須和可能的。解決風險隱患需要一個過程，也有機制和策略問題，要避免方法不當引出新的風險。

更重要的是，以此為契機，來解決那些長期以來要解決而未解決的深層體制問題。一個問題是如何硬化各級政府和國企的預算約束。“預算軟約束”是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并力圖解決的問題，但到現在還是未能解決。這次中央政府態度很明確，對地方債問題堅持不救助。地方政府要想辦法自己處理問題，還不了債的，可以考慮出售資產，收縮資產負債表。另一個問題是重視探索公共產品投資的長效機制，比如PPP項目市場化交易、不動產信托、長期國債等，適合公共產品投資的特點，適應市場機制的要求，從而為公共產品領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效持續穩定的資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