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期間，國內電影市場一片欣欣向榮，《唐人街探案2》、《紅海行動》、《捉妖記2》等國產電影集體爆發，市場甚至出現了4天40億、6天57億現象，讓近兩年倍受壓力的“圈內人”長長地吁了口氣，認為國產電影揚眉吐氣的日子到了。然而，有這樣一位電影人，雖然他也為國產電影取得的好成績高興，但高興之余卻依然有淡淡的惆悵縈繞在心頭。在他看來，今年春節檔的爆發實屬是“合家歡”電影市場的爆發而非國產電影的爆發，雖然電影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市場，但就國產電影而言，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進口大片當道國產電影任重道遠

走進北京電影學院副校長孫立軍的辦公室，記者一時以為自己進錯了門，在這間大約只有10平方米的房間里，到處都堆滿了文件和書籍，墻上還貼著他自己創作的各式漫畫作品，當他終于完成被催了多次的手稿坐下來時，那擁擠的沙發使平日里健碩強壯的他瞬間變得矮小了許多。

“春節檔國產電影的爆發是個好事，最起碼印證了中國電影還是有很大潛力可挖的。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剛剛過去的2017年，整體市場數據并不容我們盲目樂觀。”孫立軍開門見山且一針見血地說。

的確，2017對于中國電影人來講是個喜憂參半的日子，喜的是整個電影市場突破550億大關，全年票房達到559億元，較2016年又實現了兩位數的增長;憂的是在這559億的票房中，有近48%是被進口片拿走，且主要是被好萊塢20幾部電影拿走的，對比我國每年年產量近千部的票房總額，市場繁榮的背后總是有讓人唏噓的理由。

“事實上對于上面這種現象我一直都心存憂慮，因為這不是剛剛出現的問題，而是十幾年來一直都存在的問題。”孫立軍說，“中國市場這么大，且我們的票房馬上就要超過美國，因此對于這個市場我并不擔心，我擔心的恰恰是559億票房背后的問題。作為業界，特別是作為以學術見長的高校，我對這個數字感到憂心忡忡。打一個不恰當的比喻，這就好比我們的國土面積很大，但有一半都租借給了別人，就像當年八國聯軍的租借地一樣，假如一旦出現問題是不是華人與狗也不得入內?當然以中國現在的國力，這種現象不可能再出現，但這之間隱藏的問題卻不得不令我們重視，當年日本的動畫漫畫以一種毫無遮攔的姿態進入中國，它在我們毫無意識地情況下影響了幾代青少年的成長，如今20幾年過去，當今天我們看到仍有很多與我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悖的動漫游戲作品在左右著我們的青少年時，我們不得不去思考。”

他說，“在我們自己的市場里，我們近1000部電影只占到一半的份額，而美國卻只有數十部而已，這樣的一個量級對比值得我們驕傲嗎?況且，與美國相比我們就是一個單級的概念，我們的電影無法影響到美國人而美國人在向我們的下一代輸送他們的價值觀，如果長此以往，當我們的市場達到6000億的時候，我們犧牲掉的不僅僅是一個產業，更多的將是精神層面的損失，這意味著我們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哈美的消費群體，長此以往，那我想這跟文化殖民有什么區別?這是我所憂慮的也是我們必須警醒的，很多人認為我是個“憤青”，事實上我并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我只是希望從國家利益出發，希望我們的市場真正的是為我們自己而不是為少數人服務而已。”

在孫立軍看來，當前我們的文化作品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現象，不尊重版權且多囿于模仿的“軟骨病”占了很大的比例，缺乏有深度的文化創新作品。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有著厚重的歷史和五千年文明，卻面對著只有短短幾百年歷史的美國電影毫無還手之力。在這一點上，同樣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印度，其很多經驗值得我國學習和借鑒。在那里，美國的電影票房還不足它票房總額的15%。

“所以說美麗的票房背后，我們一定要看見它的問題所在，無論付出多大代價我們都應該去改變它，去建立起屬于我們自己的一個陣地來。北京電影學院作為一個培育高端人才的院校，如果說我們的市場、我們的環境、我們的未來都讓給了美國或者其他一些國家，那我們培養的這些學生走向社會的時候，無非就是給這些國家做加工、做代工，那國家提倡的文化復興、文化自信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又如何能夠傳遞出去?這其實是涉及文化性和文化傳承的問題。”孫立軍的神態愈發嚴肅。

做好文化引領探索中國特色文化市場迫在眉睫

2017年，一部印度進口電影《摔跤吧爸爸》引發國內口碑效應，在毫無宣發的情況下，票房直奔10億人民幣。人們難以想象，這是鄰國那個第三世界國家拍出的電影，相似的生活背景和相近的價值觀讓我們有些觀眾疑惑——為什么我們國家拍不出這么好看的正能量電影?

孫立軍表示：“并不是我們的導演拍不出這樣的電影，我相信《摔跤吧爸爸》無論從故事結構還是題材類型上在中國大地上都比比皆是，我們有那么多有夢想的小人物，有那么多追求一輩子就做一件事具有工匠精神的英雄人物，但為什么我們沒有拍出這樣的好電影來?是人的問題還是市場的問題?我想兩方面都有，但市場的因素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