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魔咒。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

按照世界銀行2017年公布的最新標準劃分，人均GDP在1006美元至3955美元屬于下中等收入經濟體，在3956美元至12235美元之間的屬于上中等收入經濟體，超過12236美元則屬于高收入國家。

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中國全年人均GDP為8836美元，屬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

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諸如馬來西亞、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之后數十年里卻一直停滯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階段。

世界銀行的另一項調查顯示，從1960年到2008年間，全球101個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中，只有13個成功發展為高收入經濟體。

我國正處于從中高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鍵期，存在著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需要我們認真對待之。

從上述研究結果看，

本文主要整理自賀雪峰：《城市化的中國道路》，正和島作為東方出版社合作伙伴，經授權發布。

作 者：賀雪峰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為什么會有中等收入陷阱？

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體系下，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與本國經濟在國際貿易和分工體系所處位置有關。

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發展戰略是進口替代，關起門來自己發展。經過30年的工業化，到70年代末期，建立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初步實現了工業化。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轉而采用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在沿海招商引資，“三來一補”，大力發展出口導向的加工制造業。改革開放前30年進口替代戰略所積累起來的強大工業能力，所培育出來的全民素質，所形成的社會動員能力，迅速轉化為強大的出口制造能力，并在短期內使“中國制造”無處不在，最終成為“世界工廠”。

出口導向戰略的前提是加入全球化的分工體系，成為世界體系中的一員，依靠比較優勢來發展。改革開放前所積累的強大工業能力使中國在加入全球化的分工體系后，自然而然主要依靠高素質廉價勞動力，在低端制造業中充分地發揮優勢，擴大出口，并從中獲取利益。

剛開始辦經濟特區搞出口導向的想法是兩頭在外，獨立循環，即在沿海通過原材料在外，市場在外，而不影響國內經濟的成長。

不久，兩頭在外的格局沒有改變，之前設想的特區模式卻沒有實現，即沿海出口導向的制造業不僅原料在外，而且所使用的生產線也是從先進工業國進口，這樣生產出來的產品不僅出口，而且對國內同樣的產品構成了巨大競爭優勢，導致國內所有制造業都引進國際生產線，之前國內完整的產業鏈中的重工裝備行業全面塌陷，中國產業結構輕型化，產業主要集中到技術最少、利潤最薄的加工裝配行業，憑借廉價勞動和廉價土地資源的優勢形成了巨大的工業制造能力。

當“中國制造”能力越來越強，國際上低端產品的市場卻越來越飽和。隨著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加入全球化分工體系，“中國制造”就可能被鎖定在低附加值的加工裝配環節。

中國要想突破鎖定，就必須實現產業升級，另一方面是由當前低進入壁壘的加工裝配行業向高進入壁壘的重裝行業升級，一方面是由價值鏈底端的生產環節向價值鏈高端的研發、品牌環節升級，從而可以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中占據競爭性比較低、定價權比較大、利潤也就比較高的產業環節，實現經濟的升級騰飛。

但是，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到資本密集產業和技術密集產業，由價值鏈底端上升到價值鏈高端，由低附加值進入高附加值，需要有足夠研發投入、品牌培育的時間與資源，需要有國家戰略。

目前占據國際分工優勢位置的先進發達國家不僅具有技術、資金和管理上的極大優勢，而且是國際分工規則的制定者，掌握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是世界體系的中心國家。

這些發達國家必定會借助各種非貿易壁壘來保持自己優勢的分工位置。

正是這個原因，整個20世紀，除韓國這個美國人特殊關照的“小兄弟”躋身發達國家行列以外，不再有任何一個發展中大國躋身發達國家，即使如巴西等拉美國家曾在20世紀80年代實現了人均遠高于中等收入的國內生產總值，也最終功虧一簣，落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由“中國制造”變身“中國創造”

不過，中國與一般發展中國家還有不同：

第一，中國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大國，中國人口總數比目前歐美日人口總和還要多。中國的崛起將極大地改變國際經濟政治的格局。因此，在中國崛起過程中，老牌發達國家想方設法設置障礙是必然的。

第二，中國具有極大的縱深，從而有可能在出口導向加入國際分工體系的同時，仍然保持自己的市場與增長，所謂以市場換技術，及以市場來發育自主的技術。

第三，中國是有自己特殊制度安排、經歷了30年進口替代從而形成了完整國民經濟體系的國家，因此具有更為強大的自主發展能力。

所謂中國崛起，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核心就是要將當前加入國際分工體系的“中國制造”變身“中國創造”，就是要千方百計推動中國產業升級，就是要讓中國經濟步入國際分工體系中附加值比較高、價值鏈比較頂端的部分中去。

因此，

若能做到，則中國經濟發展就可以進入良性循環：由高能耗、高污染、高競爭、低科技、低壟斷、低利潤的“中國制造”，到低能耗、低污染、低競爭、高科技、高壟斷、高利潤的“中國創造”。

一旦“中國創造”代替了“中國制造”，資源問題、環境問題就迎刃而解，企業高利潤，工人高工資，國家高稅收，這樣就可以讓所有中國人都可以獲得高福利。這樣的城市化自然是又好又快、有質有量的城市化。

由“中國制造”變“中國創造”需要有時間，還需要有戰略和策略。要戰略策略正確，又有足夠的實施戰略策略的資源縱深和時間緩沖。20世紀幾乎所有一度發展良好的發展中國家最終都落入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其中的關鍵方面就是這些國家在實現進一步的發展戰略與策略時，無法獲得資源縱深與時間緩沖。

產業升級要有時間要有資源。但一般發展中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固然不容易，進入之后，很快又會陷入既得利益結構中，危機四伏，全面緊張，從而無法集中資源于產業升級，最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坑里。

具體地說，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發展中國家幾乎都是利用廉價的資源、土地尤其是勞動力優勢來加入國際大循環。隨著經濟的增長、城市的發展、勞動力價格逐步上漲。所有人的利益期待都進一步增長。

國家為了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為了解決各方面出現的利益期待，而不得不提高稅收。勞動力進城后，工資上漲，漲上去一般就很難降下來。隨著廉價勞動力的減少和投資環境變得僵硬，出口導向型的加工裝配業就越來越無法存活下去。由此導致一個國家高端產業沒有發展起來，低端產業卻又已轉移出去的產業空心化的問題。

產業空心化，所有人的利益預期卻沒有下降，既得利益結構已經形成，每個人和每個階層都充滿了不滿乃至憤怒，結果就由經濟下降變成社會動蕩甚至政治危機。

中國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要采取正確的戰略和策略來實現產業升級，另一方面又要為實施產業升級戰略提供足夠的資源縱深和時間緩沖。

從這個意義上講，

“中國制造”就必須要繼續保持優勢，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就不能動搖，中國產業結構中的出口導向型戰略就仍然要保持。

這就要求，在中國仍然未能真正完成產業升級，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之前，在“中國創造”未能成為中國經濟結構的主導力量之前，

構成“中國制造”優勢的因素大致有四：

一是廉價勞動力，二是土地資源的相對廉價，三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已經形成極其龐大高度復雜具有顯著規模經濟特征的制造業體系，四是中國良好的基礎設施，包括物流、電力、信息、基礎教育、城市基礎設施等。

以上四點是“中國制造”在未來30年仍然可以保持國際競爭力，從而可以繼續擁有“世界工廠”地位的基本條件。

三輪驅動的中國現代化道路

在未來30年，中國要實現產業升級，但并非就一定要消滅“中國制造”，一定要改變出口導向戰略，而是兩輪驅動型發展，其中一輪是通過保持“中國制造”的優勢來獲得就業，通過血汗工廠獲取血汗錢，另一輪是將“中國制造”所獲血汗錢用于推動“中國創造”，讓“中國創造”逐步成長，產業逐步升級。

這樣就形成了兩輪驅動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型。

除以上兩輪以外，中國還有以小農經濟為主導的占中國農業就業絕對比重且與中國進城農民工有密切聯系的傳統農業一塊。

這一塊也極為重要，其重要性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通過“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為“中國制造”提供了極具彈性的具有競爭力的勞動力供給;

二是為中國人口的大多數提供了可以解決溫飽問題的居所，使中國農民可以避免落入城市貧民窟的處境，從而極大地降低了國家社會保障的壓力;

三是為進城失敗農民提供了退路。

后面兩個結合起來的含義就是，中國小農經濟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穩定的根基，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

也就是說，中國傳統小農經濟實質上成為了中國現代化中基礎性的驅動力。

這樣就構造出未來30年中國現代化三輪驅動發展的格局：

傳統小農經濟、中國制造業和產業升級。前兩輪是為第三輪提供保障的，中國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產業能否升級，若沒有前面兩輪保駕護航，產業升級就必是空中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