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ah Lacy 是一名科技媒體記者和作者，著有《硅谷合伙人》一書。她在本文中就中美兩國企業高層管理者中的女性比例等數值進行了對比，發現中國女性在企業高層的代表性要高得多。她提出中國在科技領域塑造了新的模式，也成為了美國新的榜樣。本文部分內容節選自她的新書《 A Uterus Is a Feature, Not a Bug: The Working Woman's Guide to Overthrowing the Patriarchy》.

2015 年的那個夏天，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報道 Uber 中國被收購的事件，數十億美元的燒錢大戰以 Uber 中國的失敗而告終。Uber 在其他市場都擊敗了競爭對手，但是在面臨中國競爭對手——滴滴出行時，卻惹禍上身，淪為了失敗者。滴滴背后有中國兩大互聯網公司以及世界幾家大型對沖基金的支持，是世界上唯一一家資源能夠與 Uber 相抗衡的共享乘車初創企業。雖然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政府政策對于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企業有任何的負面影響，但滴滴顯然具有本土優勢。

現在，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共享乘車出行市場。2016 年 1 月，滴滴宣布 2015 年訂單出行次數達 14 億，比 Uber 歷經八年時間才達到的 10 億次訂單出行數量還高 40%。雖然 Uber 造勢很高，估值也不菲，但它顯然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享乘車企業。

而帶領滴滴戰勝 Uber 的就是柳青——滴滴出行的總裁兼首席運營官，一位女性，也是一位母親。

隨著我對 Uber 中國被滴滴收購這一整個事件的報道愈發深入，我對中國的接觸越來越多，我也不禁發覺在中國管理層中女性的數量實在令人驚訝，并且其中有許多是首席執行官、首席運營官、首席財務官，甚至是首席技術官。她們并不僅僅是作為管理層中象征性出現的女性角色，簡單的負責人力資源或者是市場營銷。中國企業女性管理人員的發展趨勢相比硅谷要明顯的多，并且在硅谷，這一趨勢還只是局限在十幾家公司。

硅谷銀行在中國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他們對中美兩大技術中心之間嚴重的性別脫節傳聞產生了興趣，于是對他們在美國、英國和中國的 900 名客戶進行了調查，來了解高層管理者中的女性情況。對于那些與中國科技界沒有交集的美國來說，這一結果可能很難讓他們相信，其實即便是有所接觸的那些人，顯然也比較難以接受這樣一個結果。

當被問及在公司中有多少位女性擔任首席級別(C-level)的職位時，在美國科技公司受訪者中，有 54 %的人回答“一個或多個”，英國同類受訪者中，這一回答的比例是 53%，與美國持平。而中國科技企業受訪者中，這一回答的比例接近 80%。我認為這一數值甚至還說明不了這三者之間的差距，因為我有所接觸的中國科技企業中，有許多企業擁有不止一名高層女性管理者，并且這些女性管理者覆蓋的職位種類也更多。

所以，繼續來看從董事會層面上，只有 34 %的美國企業表示他們董事會中有一名或者多名女董事成員，英國企業的這一數值為 39%，而中國企業的這一數值為 61%。

而更令人咋舌的是，當被問及公司是否有計劃增加領導層女性人數時，67% 的美國企業以及 80% 的英國企業分別給出了否定的回答，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63% 的中國企業給出了肯定的回答。

顯而易見，中國女性在企業高層的代表性要高得多，并且有更多的企業為實現更高程度的男女平等而推出了相關的計劃和措施。以上三組數字是對“蜂王”效應的一種有力的駁斥，當一個企業有了足夠的女性高層管理權力時，她們絕對是會支持更多的其他女性參與到高層管理中。這是一種良好的授權效應，類似于美國白人男性在公司高層管理中的效應。

據《彭博社》在 2016 年 9 月的一篇報道可以看出，在中國的風險投資領域，這一現象更為顯著。據他們提供的數據顯示，在美國頂級風投公司中，女性在投資合伙人中的比例占到了 10%，只有一半的公司有女性投資合作伙伴。而在中國同類企業中，女性在投資合伙人中的比例占到了 17%，并且高達 80% 的企業至少有一位女性投資人。

由于有女性合伙人的風投公司支持女性企業家的可能性是全男性合伙人風投公司的兩倍，所以這對女性在生態系統中的角色也產生了強大的連鎖效應。有政府數據表示，女性創立的新型互聯網公司占到了55% 的比例，而在所有的企業家中，女性企業家的比例也占到了 25%。

顯然，女性占據更多高層管理職位的時代正在到來，在中國，女性在科技生態系統的每一個舞臺獲得的機會似乎都更多一些。

《彭博社》對很少面對媒體的陳小紅(H Capital 創始人，曾任老虎基金合伙人)進行了報道，她剛剛募集了 5 億美元的一個新基金，也成為了世界上由女性管理的最大規模的基金。而在此之前，美國最大規模的女性基金只是這個數字的一半。而陳小紅管理的資產總額也高達 10 億美元。其中，《彭博社》對于她為人母的角色介紹是我最喜歡的一部分報道內容：

她有三個孩子。在西方人看來，她的工作習慣即便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也是不尋常的，因為她連續三年，每天都會帶著她的大兒子去到辦公室上班。

她說帶著孩子去其實幫助她與許多她支持的企業家創建了更為緊密的關系。小孩確實會哭，有時會影響到她們開會，但這都沒有讓她放棄這種方式，反而給了她一個與創始人發展更親密關系的機會。

隨著我對這一問題的探討更加深入，我也發現了中國職場媽媽為什么如此不同的幾個常見的原因。一是由于，中國的科技產業是一個新興產業，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機會，那些有著非傳統經驗的人能夠獲得一個在其他更為成熟的生態系統中所不具備的機會。但這不足以解釋這所有的現象，其中也有很多文化的原因，就像“女性能頂半邊天”所倡導的精神一樣。中國女性過去在田野間勞作，歷史上甚至投入到戰爭中，與男性并肩作戰。

除此之外，獨生子女政策也在其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因為這一政策讓中國城市女性收益，讓她們獲得了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2010 年，女性在中國博士研究生中占一半的比例，而中國也是亞洲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有 70% 的中國女性參與到勞動力就業之中，而印度這一數值僅為 25%。

中國在科技領域為我們塑造了新的模式，也成為了我們新的榜樣。而相對于十年前來說，這一現象現在對于硅谷來說更為重要，因為現在中美的科技企業正在進行競爭。我們要時刻謹記，是一家中國公司，而不是 Lyft，擊敗了 Uber。而這場競爭的贏家是一位女性面孔，是一位職場媽媽。這對中國很重要，對美國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