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2月14日電 題：新“三大件”重如山，有的結婚花上百萬元——結婚難困擾農村大齡男青年

　　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孫亮全、翟濯、周楠、崔俊杰

　　這個春節假期，不少適婚青年面臨著親朋的靈魂三問：“找對象了嗎？有合適的嗎？啥時候結婚？”

　　“新華視點”記者日前在山西、河南、湖南等地走訪發現，不少農村大齡男青年面對這道難題更加“尷尬”。在一些農村地區，娶妻必備的車、房、彩禮等新“三大件”花費竟然飆漲到上百萬元，結婚已成為部分家庭的沉重負擔。

　　“三大件”成“三大山”

　　“村里娶個媳婦，有的全下來得100萬元左右，娶不起。”記者在晉北某縣采訪時，當地有村民無奈地說。

　　這個村子有600多人，其中大齡未婚男青年20多人。“平均下來，十戶就有一個。”村里干部說，這些人年齡集中在三十多歲，還有幾個四十來歲。

　　記者走訪多地發現，房、車、彩禮等新“三大件”花費少則五六十萬元，多則上百萬元，成為一些農村適婚青年背不動的“三大山”。

　　有村民給記者匡算怎么就花到了上百萬元：不算雜七雜八花銷，當地縣城房價每平方米約4000元，一套房子連裝修帶家具、家電六十多萬元，買輛車近二十萬元，再加上彩禮和“三金”(金戒指、金項鏈、金耳環)等花費也得十五六萬元。

　　不少村民反映，近年彩禮行情快速飆升，從一兩萬元迅速提高到現在的十來萬元。在晉北一些地區，彩禮有152800元、131400元等說法，諧音“要我兩家發”“一生一世”。

　　在湖南省岳陽市的部分農村，過去結婚只需在村里蓋新房即可，建筑成本在20萬元左右。近年來，在縣城買房有成為“標配”的趨勢，有的甚至要求更高，購房花費多的要50萬元。

　　不少村里男多女少

　　“娶不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娶不上”。在不少農村地區，適婚青年面臨男多女少的尷尬。

　　春節前，河南省鄲城縣前劉樓村26歲的劉玄從外地回村，這些天忙著相親。從19歲開始，劉玄相過十幾次親。“我們這邊男孩相親得排隊，女孩相親可以挑。”劉玄說。

　　前劉樓村黨支部書記劉來利說，村里有500多戶人家，23歲到32歲的未婚男子有44個，而適齡的未婚女孩只有32個。“這里彩禮10萬元左右，有父母在外打工的，基本能出得起，經濟不是大問題。”劉來利說，女孩少是當地農村大部分男青年結婚難的主要原因。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20》顯示，至2019年末，全國男女性別比達到104.46，其中，30歲至34歲為101.28，25歲至29歲為106.65，20歲至24歲為114.61，15歲至19歲為118.39。不僅男多女少，隨著年齡下降，男女比例進一步擴大。

　　湖南省株洲市某村黨支部書記告訴記者：“村里有大齡男青年30多人，從周邊情況來看，男多女少的問題越來越明顯，農村男青年結婚更難。比如，同樣有智力、肢體殘疾等問題，男孩很難找到對象，女孩嫁出去就比較容易。”

　　另一方面，快速城鎮化導致大量農村人口進城。與男青年相比，女青年留城結婚較為容易。晉北某村第一書記說，近五六年，村里嫁到外面的女孩有八九個，但一個外地媳婦也沒娶回來。

　　城里女孩不愿“下嫁”到農村，農村男孩卻很難在城里娶妻。不少受訪者說，在外打工的農村男青年，大多缺少學歷和技能，很難在城里安家“立住腳”。

　　此外，隨著信息化發展，“屏對屏”等交流方式也在改變傳統的農村婚姻介紹模式。過去依靠媒人牽線的農村婚姻，如今更加偏重個體交流，這讓農村青年有了更多的戀愛機會，但也讓一些不善交流的青年更顯得被動。

　　“娶不起”衍生系列難題

　　記者采訪發現，娶妻難給農村社會關系帶來了一系列影響，也衍生出一些治理難題。

　　多地農村群眾反映，結婚已成為很多村民沉重的負擔，甚至成為部分農村家庭負債、致貧的主要原因。一些村民說，攢錢為兒子娶媳婦是他們的“畢生奮斗目標”，但父子辛苦數年打工積攢的錢往往僅夠買個房子，其他花費還得靠借債。

　　結婚成本高，也易給婚后的家庭關系埋下隱患，對艱苦奮斗、孝順父母等傳統道德觀念造成不小沖擊。

　　不少受訪對象反映，現在很多年輕人過度攀比，吃用都追求最好，比如結婚時“一步到位”，買房要求全款，買車追求檔次，甚至不惜將債務轉移至年邁的父母身上。

　　在一些地區，“再婚”彩禮甚至比“頭婚”彩禮還高。記者在冀南一些農村走訪發現，離婚后的“二婚”女青年彩禮普遍需要20萬元左右。“再婚”成本過高，導致男方家庭出現“不敢離”“湊合過”等心態。

　　移風易俗 筑巢引鳳

　　對農村男青年結婚難問題，相關專家建議，要采取多方面措施，移風易俗，重塑鄉村文明；從長遠看，要正視背后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尋求治本之策。

　　山西省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主任譚克儉說，要在農村地區進一步開展移風易俗工作，積極倡導婚事新辦、婚事儉辦，樹立文明、健康的新婚俗，減少群眾在婚喪嫁娶過程中的不理性行為。

　　其次，要加快培育農村社會組織，發揮農民自我教育和管理的作用。“在農村地區加快培育類似紅白理事會這樣的社會組織，加強村規民約等制度建設，約束村民行為，強化農村社會治理。”山西省智庫發展協會副秘書長吳修明說。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認為，農村男青年結婚難問題，背后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和經濟原因；不解決這些深層次問題，僅靠禁止收天價彩禮，很難收到實效，彩禮錢很可能從臺前走到幕后，甚至不排除變本加厲。

　　吳修明等專家認為，解決農村大齡男青年的婚姻問題是社會治理中的一項系統工程，必須結合當前的鄉村振興戰略，盡快形成思路和對策，采取有效措施。

　　“從長遠看，縮小城鄉差距、地區差距才是治本之策。”吳修明說，城市“剩女”多，農村“剩男”多，要結合鄉村振興工作，大力發展農村產業經濟，促進農民增收，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人口雙向流動，讓城市女青年不把農村視為畏途。

　　在此過程中，地方政府也可采取適當措施，盡可能解決一些性別“結構”難題，如將農村“剩男”進行技能培訓，“輸出”到女性集中的行業和地區，也可以牽頭組織跨區域“鵲橋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