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年輕人育兒成本 代表委員支招“減負”

全國兩會召開前不久，公安部戶政管理研究中心發布《2020年全國姓名報告》。報告透露：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經到公安機關進行戶籍登記的新生兒共1003.5萬。這一數據比2019年1179萬登記戶籍新生兒數量減少175.5萬。

一時間，育齡夫婦生育意愿降低的話題引起社會關注。兩會代表委員對此也給予了相當的關注，并提出為寶媽寶爸“減負”之道。

建議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

“要降低年輕人養育孩子的成本。”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時，全國人大代表、農工民主黨四川省委副主委羅良娟這樣表示。

北青報：數據顯示我國新生兒數量呈下降趨勢。四川省內的情況如何？

羅良娟：從數據來看，去年出生并進行戶籍登記的新生兒確實在2019年的基礎上進一步下降。就我所在的四川省而言，我們調研的數據顯示，除了極個別的中心醫院接生新生兒數量有所上升，絕大多數的婦產科醫院相關數據都是下降的。這個情況和國家所披露的數據是一致的，側面也反映出我國在新生兒出生率問題上的客觀狀況。

綜合幾年的數據來看，我們客觀地來看可以發現，放開二孩相關政策出臺后的第一年生育潛力有所釋放，而近兩年的效果并不明顯。

北青報：您認為要想提高年輕人生育意愿，核心在哪里？

羅良娟：坦率地講，雖然國家已經出臺放開二孩的政策，但是配套的相關政策體系仍有待完善，財政投入也還是不太夠的。

我個人建議，除了從國家層面更多推廣、樹立年輕人正確價值觀，培養年輕人承擔起為民族繁衍延續的責任和義務之外，更本質的還是要降低年輕人養育孩子的成本，尤其針對愿意生育二孩的家庭，客觀上要拿出真金白銀給予支持。

北青報：具體的施政舉措有何建議？

羅良娟：這方面具體來看有三個可考慮的舉措。一個是，將3-6歲的學前教育，考慮納入義務教育，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減免相關家庭的支出費用，這其中可以依靠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將家庭收入水平納入考核指標，這決定著減免的力度。

再一個是，增加公立的0-3歲托幼機構，讓更多年輕的爸爸媽媽不必支付高昂的費用無奈將孩子送至私立托幼機構。這方面我認為需要格外給予重視。拿四川當地的廣安為例，我此前在相關部門任職所了解到的情況是，廣安當地公立托幼機構的建設是比較好的，基本可以達到80%的新生兒均可進入公立托幼機構。從調研走訪情況來看，達到這個比例后，當地年輕爸爸媽媽在這方面的擔憂基本可以消除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我們可以考慮由住建部門主導，要求新建小區、社區必須建設相關托幼配套設施，由教育主管部門負責按片區配置相關教師等。還有一個是，個稅扣除款項中，考慮加入家庭內撫養孩子的數量。文/本報記者 李巖

構建生育支持體系 助女性平衡職業和家庭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認為，就業歧視、經濟壓力、育兒焦慮是影響女性婚育決策的重要因素，幫助女性平衡職業發展和家庭責任的政策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要通過生育保障政策，支持想生的，幫助晚生的，包容不生的。

賀丹分析認為，低生育與老齡化相對稱，是不可逆的人口發展過程。我國經濟社會長期高速發展，壓縮了人口發展的進程，用40年時間完成了歐洲百年才完成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為特征的人口發展轉變，以婚姻家庭變遷和低生育率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轉變又接踵而至。“十四五”時期，我國育齡婦女規模大幅下降，90后、00后成為生育主體，大齡婚育成為主流，且隨著二孩累積效應消失，生育水平有進一步走低風險。需要高度重視，減輕人口劇烈變動，緩解人口結構壓力。

賀丹指出，就業歧視、經濟壓力、育兒焦慮是影響女性婚育決策的重要因素。我國經濟發展快，女性受教育水平高，但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社會性別平等還需推進，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完善，女性在婚育和職業發展上選擇困難。“那些幫助女性平衡職業發展和家庭責任的政策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那些讓女性回家的政策會適得其反。”

她建議，積極應對老齡少子化，構建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須樹立家庭友好的價值理念，以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為出發點，強化社會支持和公共服務供給，幫助實現家庭生育意愿。通過生育保障政策，支持想生的，幫助晚生的，包容不生的。

一是弘揚中華民族家庭美德，融合現代文明理念，鼓勵家庭育兒的祖輩支持和男性參與，倡導適齡婚育、代際和諧、性別平等、責任共擔的新型家庭文化；二是積極構建以生育保險為基礎的生育保障制度，減輕企事業單位雇用女工負擔，保障男女職工產假、育兒假期間的工資待遇，幫助女性產后重返工作崗位；三是擴大普惠型托育服務供給，加大對養育孩子家庭在稅收、購房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大力推進教育均衡化，加強家庭育兒指導，確保母嬰安全，切實降低家庭“三育”成本。

文/本報記者 董鑫 統籌/劉曉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