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落實禁令，只管教育部門和學校，是管不住的。而且，還會互相踢皮球推卸宣傳、炒作責任，這也是近年來禁令根本得不到執行的原因。

文 | 21世紀教育研究院 熊丙奇

教育部日前印發《關于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部署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要求各地各校堅持正確的教育政績觀，嚴禁通過任何形式公布、宣傳、炒作“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高分考生”等。

這并非什么新的規定。而是近年來教育部在做好當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部署中，均明確提到的要求。

但是，從實際落實情況看，一邊是嚴禁，一邊是高調宣傳、炒作“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高分考生”屢禁不止。以至于這樣的“嚴禁”，已經不被大家真當回事，成為例行公事的表態。

要扭轉“唯分數論”、“唯升學論”，構建良好的地方生態，就必須加強對違規宣傳、炒作“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高分考生”的治理力度，讓地方教育部門、學校以及各類媒體平臺，真把嚴禁當回事。

按照教育部的規定，只要一地存在“炒作狀元”、“高考升學率”、“高分考生”的情況，就應該第一時間叫停并追究責任。可是，在高考成績公布后，當地媒體就發布“高考狀元”、“高分考生”信息，各校發布大紅喜報宣傳本校升學率，自媒體平臺對當地高中升學率排序等，如期上演。

對于這些明顯違背禁令的宣傳、炒作，卻沒有人管，最多是主管部門再次發一個聲明，重申嚴禁宣傳、炒作，但對違禁的宣傳、炒作沒有問責處理，在嚴禁的聲音中，還是鋪天蓋地的宣傳、炒作。

比如，某省為“落實”禁令，對高分學生進行“屏蔽”，不公布這些考生的具體排名。然而，當地媒體卻在公布高考成績的第一時間把“屏蔽生”作為宣傳、炒作對象，報道某校有多少“屏蔽生”，對各地級市按屏蔽生數量進行排序，對“屏蔽生”進行采訪。這是十分荒謬的，“屏蔽生”變為了“高分生”的身份，屏蔽的意義何在？可當地教育主管部門卻視而不見。

對此，國家教育督導辦公室，要根據“嚴禁”規定，加強對各地落實禁令的督導，根據對“高分生”、“狀元”的實際炒作情況，在全國范圍內進行通報，并責令地方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而對于媒體（包括自媒體平臺）對高考“高分生”、“狀元”、“高考升學率”進行炒作，也需要建立與禁令相適應的禁止制度。

因為既然這些信息是明確禁止發布、炒作的信息，那么，在媒體發布這些信息時，就應該根據禁令，進行信息屏蔽。換言之，在高考成績公布后，自媒體平臺炒作“高考狀元”、“高分生”的文章應該根本發不出。這在當前的大數據技術支撐下，要做到并沒有什么難題。

對此，輿論必然有爭議。媒體（包括自媒體）為何不能宣傳、炒作“高考狀元”、“高分生”、“高考升學率”？

在當前的高考制度下，這些信息是老百姓最關注的，也是“激勵”學生上進，學校更好辦學的，為何要遮遮掩掩？而且，不炒作的禁令主要針對地方教育部門、學校的主動炒作、宣傳。從現實看，要落實禁令，只管教育部門、學校，是根本管不住的，而且，還會互相踢皮球推卸宣傳、炒作責任，這也是近年來禁令根本得不到執行的原因。

地方教育部門和學校，針對當地存在的炒作問題解釋稱，這不是教育部門和學校的行為，是媒體（自媒體）在炒作。那么，媒體（自媒體）的信息從哪里來的呢？媒體（自媒體）平臺會辯稱，這是從學生、學生家長那里獲得的。這樣“解釋”下來，被禁止發布的信息，也就滿天飛了。因此，不針對媒體（自媒體）炒作進行有針對性治理，禁令也就無效。

現實中，還有部分學校本來不愿意宣傳升學率，但卻被自媒體平臺“倒逼”發布，如自媒體平臺發布省內高中升學率排名（或北清錄取數據排名），某重點高中不提供數據，自媒體在發布的文章中沒有某校的名稱，于是家長質疑，領導也追問，學校也就不得不提供。

進一步的問題是，地方黨政領導、社會輿論對待發布“高考升學率”、“高考狀元”等信息的真實態度是什么？

雖然教育部有明確禁令，但不少地方黨政領導，還是把高考升學率作為重要政績，而在社會公眾看來，高考是按分數、名次錄取學生，大家自然要關注第一名“狀元”、“高分生”，因此對禁令不以為然。

在筆者看來，既然有明確禁令，就必須嚴肅執行，否則就會把禁令當兒戲。要扭轉基礎教育的應試傾向，治理地方黨政領導片面追求升學政績的現象，要令行禁止，不如此，追求、炒作升學率問題就無法得到治理，也就難以形成科學的教育發展觀。

與此同時，要加快推進中高考制度改革，打破按總分、名次錄取學生的模式，強化過程評價，探索綜合評價，構建多元評價體系，在多元評價體系中，分數只是評價學生的一方面指標，也就不再有“狀元”之說，社會輿論對“高分生”的關注也就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