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為1986年，考古人員用傳統的測量工具在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現場工作。

考古學家陳德安供圖 

右圖為3月10日，在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現場3號“祭祀坑”，考古人員用全站儀為新發現的文物定位。新華社記者沈伯韓攝

沉睡數千年，一醒驚天下。

四川，廣漢，三星堆。

一場正在此間進行的考古發掘，再次令熱搜為之沸騰。

金面具殘片、鳥型金飾片、青銅神樹、精美牙雕殘件……三星堆遺址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目前已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在三星堆“祭祀區”考古發掘專家咨詢組組長、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看來，值得關注的不僅僅是精美的出土文物。

“此次考古發掘秉持的精細發掘理念，采用的多種現代科技手段，構建的考古發掘現場預防性保護新模式，可以說，為今后考古發掘和研究樹起了一個新標桿。”王巍3月21日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從田野考古到實驗室考古

考古發掘艙、集成發掘平臺、多功能發掘操作系統……一位在文物報道領域深耕多年的記者，親臨三星堆考古發掘現場后也不禁感嘆：現場太震撼了，考古科技刷新認知！

過去的田野考古工作，更多的是在露天條件下開展，此次考古發掘不僅搭建了現代化的考古發掘大棚，為了更好地保護出土文物，尤其是脆弱的有機質文物，還專門建造了恒溫恒濕的玻璃方艙等設施。在王巍看來，此次考古發掘的硬件條件在過去是難以想象的，可以說集成了迄今為止國內最好的，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考古發掘設施。

“此次考古發掘運用了很多新的技術和設備，把原先的田野考古發掘變為了實驗室考古發掘，相當于把整個發掘現場搬進了實驗室。”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舉例道，“在恒溫恒濕的玻璃方艙內，通過電子顯微鏡、三維激光掃描和三維攝影建模等，就可以不間斷地發掘、發現、記錄那些細小的遺存現象。”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助理研究員彭小軍表示，借助高科技手段，開展更為精細的考古發掘工作，有利于更多地提取遺址中的多學科信息，更好地還原當時的歷史場景，或能彌補20世紀80年代對三星堆遺址1號和2號坑進行發掘時留下的一些缺憾，能對這些坑的性質有所明判。

為明確年代提供實錘

一直以來，圍繞三星堆遺址，有多個長期懸而未解的學術問題，比如最基本的年代問題和性質問題。

“受當時技術水平、采樣質量和數量等因素影響，多年前對三星堆遺址進行碳14測年，所得到的年代結果為公元前2000年左右，和用其他方式獲取的考古學信息相比，大家普遍認為這一結果明顯偏早。”孫華指出。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青銅器，結合出土器物形制、風格和地層關系等多種信息來進行類比和交叉斷代是考古學中常用的方法。然而，學界對南方地區出土的青銅器的認識存在很多分歧。因此，對三星堆遺址的年代判定也是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是商中期，也有學者認為是春秋時期。

孫華介紹，不同于過去三星堆1號和2號坑的碳14年代測定，這次三星堆考古在采樣方面，標本數量更多，標本選擇也更恰當；在標本測量方面，采用了精確度和靈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質譜儀，可以將測年誤差控制在正負25年之內。

“盡管最終的測年結果還沒有正式發布，我們相信，這次的工作可以為精準測定三星堆遺址年代問題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孫華說。 

3D打印給文物穿上“護身服”

此前評價科技手段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作用時，王巍曾經打過一個比方，可謂是給考古工作增加了“望遠鏡”和“顯微鏡”。此次，科技手段在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中的新應用，則給王巍帶來更多的驚喜。

青銅器在地下埋藏了數千年，往往有銹蝕、斑駁，甚至斷裂等。以往在保護出土青銅器時，通常是在青銅器外面包上薄膜、軟布，再用石膏進行固定。而此次發掘中，則采用3D打印技術，打印出非常逼真的青銅器模型，接著在模型上涂上半凝固的硅膠材料，形成一個硅膠保護套。然后，將這層硅膠保護套“穿”在出土的青銅器上，形成貼身“防護服”，外面再用石膏固定。

“當然，3D打印技術已經應用了一段時間了，在文物修復中也得到了較多應用，但用在對剛出土的青銅器的保護上，據我所知，這還是第一次，可以有效避免可能對青銅器帶來的損壞。這種創新型應用，值得點贊。”王巍說。

采訪中，王巍一再強調，目前對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還僅僅只是個開始，隨著對新發現“祭祀坑”的精細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多學科研究的深入開展，將不斷豐富和刷新人們對于古蜀文明的認知，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研究提供更多實物資料。

（《科技日報》記者唐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