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丙奇

又到一年小升初招生季，廣州“公民同招”轉眼滿一年。據媒體報道，去年是廣州“佛系”小升初元年——中小學免試就近入學、“公民同招”、超報民校電腦搖號派位。也是從去年開始，民辦學校掀起漲價潮，今年漲價趨勢有增無減。據當地媒體記者的不完全統計，一年間，廣州市至少有14所民辦中小學漲價，多的暴漲135%。

民辦學校漲學費現象并非只發生在廣州，其他省市也存在實施公民同招政策后、當地優質民辦學校漲學費的情況。該如何看待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學校漲學費現象？在實施“公民同招”、電腦搖號錄取后，漲學費會否成為民辦學校求發展的新模式？

2018年，廣東省出臺關于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的有關文件，放開了義務教育階段之外的民辦學校收費，總體上自主定價、市場調節；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學校的收費，原則上實行政府定價，根據相關改革進程及市場競爭程度適當放開。根據這一意見，義務教育階段的民辦學校的學費定價，可照此向發改委申請，學費可按學期或學年收取，但不得收取公示項目和標準之外的其他費用。2019年，廣東省發布的相關文件則要求，義務教育民辦學校學費通過生均成本和虧損成本相結合的方式，制定收費標準。

據媒體報道，廣州民辦學校提高學費標準，是經過發改局審批的，因此屬于合法合規的漲學費。漲學費之所以引發輿論關注，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一次性漲幅過大，民辦學校隨辦學成本增加而提高學費無可厚非，但一次性漲幅過大會難免會讓人質疑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的逐利動機。二是，從2020年推進“公民同招”、電腦搖號錄取政策以來，漲學費成為不少優質民辦小學、民辦初中應對新政的對策，一些人傾向于將其解釋為，學校是希望通過提高學費門檻“嚇退”一批報名者，由此讓其“目標報名者”有更高搖中率，并通過提高教師待遇、推進教學改革提高質量，將學校打造為“高端學校”。

對于前者，有賴于物價審核部門在尊重民辦學校辦學自主權的基礎上，對民辦學校申請漲學費行為進行合規審核，嚴防哄抬學費。而對于后者，則需要民辦學校樹立新辦學理念，此外要求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門在推進“公民同招”政策的同時，加大對義務教育的投入力度，通過提高整體公辦義務教育學校質量，引導家長理性選擇民辦學校，從根本上防止民辦學校成高端高價學校。

民辦學校提高學費標準，把學費作為篩選生源的一種手段，這意味著之前傳統的按考試分數選擇學生，在一定程度上轉變為按家庭經濟條件選擇學生。從辦學邏輯上看，這種轉向短期是行得通的。在提高學費標準后，自會導致報名者減少，參與搖號的學生也相應減少，進而提高搖中率。學費標準提高后，學校也能夠在優化師資投入更多，并推進教學改革。但從長期看，如果學校在提高學費標準后，整體教育質量并沒有提高，就會遭致家長質疑。更重要的是，義務教育階段高價學校的存在，也會讓公眾質疑其偏離義務教育的公益屬性。畢竟，在“公民同招”時代，提高教育教學質量，走個性化、特色辦學之路才是義務教育民辦學校彰顯自身價值的關鍵所在。

從根本上說，義務教育階段存在民辦學校，是為了滿足受教育者的差異化選擇。而一個地區的家長對民辦學校的需求，又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公辦學校的質量，如果公辦校教育教學已經滿足了其需求，那么選擇民辦學校的家長自然就不會多，民辦學校想提高學費標準，或也較難實現，因為市場的競爭情況不允許。因此，賦予民辦學校自主定價權，發揮市場機制對民辦學校學費的調節作用，最為重要的，還是地方政府切實推進義務教育均衡，向適齡學生提供優質均衡的義務教育。實施“公民同招”政策，為各地推進義務教育均衡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各地要加快轉變義務教育資源配置方式，加大對薄弱學校的投入，辦好每一所家門口的學校。

（作者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