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各經濟體快速復蘇并重拾增長，伴隨東南亞社會經濟格局的演進，該地區中產階級不斷壯大，消費需求日益高漲。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市場的供應鏈需求也亟待滿足，由此，中資企業在東南亞日益增長。

于中資企業而言，東南亞經濟體的基本面吸引力巨大，包括市場體量大、經濟韌性強、消費水平漲、基礎設施好，以及勞動力成本低。

該區域內正在進行的能源轉型亦為外商投資提供新機遇。越南正完善國家電力發展規劃,尋求替代煤電的電力來源,逐漸轉向清潔和可再生能源,將太陽能發電和風電項目(海上風電項目除外)列為鼓勵外商投資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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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資企業在東南亞建廠熱度不減。目前，中國光伏企業在東南亞布局光伏產業鏈,涉及組件、電池片、硅片及玻璃膠膜等,總產能已突破40GW。另據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的統計數據，2022年，在馬來西亞批準外國直接投資1633億林吉特中，來自中國的投資額達554億林吉特，占33.9%。

根據匯豐2022年底的一項調查，中資企業正計劃進一步投資其在東南亞已經布局的幾大市場，并計劃拓展至域內新的市場。基于對經濟高速增長的預期，中資企業在科技、新能源以及數字化領域大舉投入，以期占得商業先機。

但因法規與當地生態不同，中資企業亦面臨障礙。國際律師事務所貝克麥堅時（Baker McKenzie）馬來西亞成員所合伙人賀鈺豪（Addy Herg）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過去的5-7年間，許多中國企業走出去，到東南亞區域投資。但因當地政策的不明朗，加之企業本身對政策的理解不太全面，致使企業的投資活動面臨障礙。

外商投資審查或是最大的風險與不確定性，歐盟與美國相關審查逐步趨嚴，相較之下，東南亞地區仍可被視為一個充滿機遇的市場。賀鈺豪說，該區域對外資入境審查基本一視同仁，并不會區別對待來自某一特定區域的資金。東南亞內監管機構更多的考量是，外資入境投資是否會對生態環境、人文環境、社會協同發展等領域造成不利影響。“但這些考量對任何外資投資者都適用，而不會針對來自任何單一國別的投資者。”

符合當地法律法規外，投資活動更多的是需要與當地人文社相契合。如，中資在東南亞落地制造業工程或大型基建項目時，需要增聘當地員工，在這一方面，不同國家對于勞動力的資質、規定與態度方面，均有所不同。

賀鈺豪表示，與普遍東南亞地區相比，中國國內的勞動力成本較高，但執行力度較強，專業水平也相對較高。因此，企業若將對國內勞動力的預設應用于東南亞開展的商業項目時，可能會出現不對等的情況，從而影響到項目進程、資金情況，甚至還可能觸發違約。

“需要關注當地政府在經濟政策領域內的導向，不同國家在這一方面差別較大（即便不能以偏概全）。”賀鈺豪說，馬來西亞優先重視數字經濟投資、制造業與能源投資；新加坡則偏好包括金融科技、互聯網在內的新興經濟領域，印尼則有一套綜合性的考慮，既需要能源轉型相關的投資，也歡迎數字經濟投資及基建項目的投資。

其次要關注經濟需求，這與政府的經濟導向往往直接相關。印尼與菲律賓等國家不僅對特定領域的投資有著相應規定，在一般性投資領域內也有較為嚴格的規定，其中包括企業人員組成、管理結構設計等。中資企業在取得相關控制權、項目設計等方面，應該做出精細的考慮。

“馬來西亞非常歡迎外資，尤其是中資。”賀鈺豪補充，馬來西亞與泰國、新加坡相連，勞工成本與后二者相比偏低；同時，馬來西亞政府近年來加大對東馬、沙巴州等區域的經濟發展促進力度，具有非常大的發展潛力。在馬來西亞的投資生態中，中資能夠發揮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外商投資能夠發揮明顯的主動性。賀鈺豪稱，在東南亞地區，國際性大型機構與企業在未來5-10年間將持續重塑價值產業鏈，并展開戰略性的評估與部署。

東南亞內，很多細分市場尚未達至飽和狀態，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其表示，在這一發展紅利之下，外資企業在東南亞進行投資并購時應該注重長久戰略效應，以及投資活動對整套產業價值鏈的催化作用。

東南亞的經濟轉型近年間明顯加速。如，在新能源領域，過去五年內，大部分東南亞國家內部還處于一個較為焦灼的狀態，雖然當地每年都會有吸引外資的相關優惠政策出臺，但專注度與力度并未特別大。但目前，大部分東南亞地區在電池儲備、數據中心等方面的投資導向有了明顯的飛躍性增長，經濟轉型步伐加快。

賀鈺豪稱，中資企業在東南亞未來3-5年內，有機會運用其技術、資本和市場經驗方面的優勢，取得良性、有持續性的成功與成長。這些領域包括信息技術和數字經濟、游戲和娛樂產業、電子商務和物流、清潔能源、健康醫療、電子制造業等。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