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危機更像是人們對未來的擔憂，即他們老了怎么辦?會不會被歧視?會不會被人嫌棄沒用?近日，《紐約客》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年齡歧視由來已久，而且已經成為了一種文化，將年輕人與老年人割裂開來。我們該怎么應對這樣的趨勢?成為了當前社會上的一個重要命題。難道真的如文章中所說的，消滅死亡是唯一的解決辦法?文章由36氪編譯。

時代變了。在《無疾而終：我在新興互聯網公司的不幸遭遇》(Disrupted: My Misadventure in the Startup Bubble)一書中，55歲的《新聞周刊》記者丹•萊昂斯(Dan Lyons)講述了自己在被解雇后的不幸遭遇。第一次是在被解雇時，他被告知：“他們可以拿你的薪水，去雇5個剛從大學畢業的孩子。”第二次是他在為一家名為HubSpot的創業公司工作時，他的老板是一個名叫Zack的二十多歲的人，他在那里待了一個月。萊昂斯去上班的時候，穿著傳統的中年職業裝——“灰色的頭發，沒有風格的發型，戴著角質框眼鏡，穿著紐扣領襯衫”——發現自己被穿著拖鞋的人所包圍，他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巴斯爺爺”(Grandpa Buzz)。第三次是，他意識到科技行業通常會在五十多歲的人拋到一邊。在幾章之后，他把這個“截止日期”提前到了四十歲。。

這種急劇轉變源自于日益迅速的技術變革。在20世紀20年代，一個工程師一半的專業知識變得過時的時間周期是三十五年。在20世紀60年代，已經縮減為了十年。現在，已經是五年了，對于一個軟件工程師來說，還不到三年。傳統上，你需要幾十年的編程或工程經驗才能成功創業:1955年，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成立仙童半導體公司時，已有四十五歲。但變革帶來了更快的變化:1998年，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創立谷歌時，只有二十五歲;2004年，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創建Facebook時，只有十九歲。

隨著云和現成API(網站和應用程序的構建塊)的出現，你啟動一個創業項目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大膽的想法。硅谷認為，大膽的想法是年輕人特有的。扎克伯格曾經說過，“年輕人就是更聰明的人”，風險投資家維諾德·科斯拉(Vinod Khosla)曾說過，“四十五歲以上的人基本上不會有什么新想法。”硅谷領先的創業加速器Y Combinator的聯合創始人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宣稱，最好的時刻是25歲左右：“那些有孩子和抵押貸款的人處于真正的劣勢。”Facebook和谷歌等科技巨頭的員工平均年齡在三十歲以下;硅谷標準的工作要求種，不鼓勵“過時的學位”，而是通過“文化契合度”的“數字原生代”來對年輕人進行篩選。

這種文化正在成為一種文化。高盛是一家成立了近一百五十年的投資銀行，正迅速轉型為一家科技公司。在高盛，合伙人被鼓勵在5年左右的時間里繼續前進，否則就有可能被“剝離”出去。正如一位資深銀行家所說，“總會有人在你的六點鐘方向”——指的是你身后的那個家伙。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在四十五歲至六十歲的美國人中，有64%的人曾在工作中遇到或經歷過年齡歧視。在律師事務所和大學中，積累與資歷仍然很重要(盡管在過去的四十年里，終身職位下降了50%)，但是其他行業的文化已經變得混亂了。盡管萊卡(Lycra)和瑜伽正在讓五十歲的人看起來像三十歲，但在科技行業正在把三十歲的人變成五十歲。中年，曾是人們人生中地位最高的時間階段，如今已成為了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新興的科技行業正在產生大量“古老的產品”：年齡歧視(Ageism)。

“年齡歧視”是在1969年創造的，那是聯邦就業歧視法案將四十年設定為工人們可以抱怨的下限兩年后。目前，這一限定還在繼續上升:20世紀的平均壽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長。到2020年，地球上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數量將首次超過五歲的。

就像種族主義者和性別歧視者一樣，年齡歧視者也會根據不同的感覺拒絕他人。但年齡歧視比較特殊，因為它針對的群體是具有流動性的，雖然一些人現在不屬于這個群體，但如果一切順利的話，他們也會成為這個群體中的一份子。因此，年齡歧視者侮辱的也是他自己的未來。“因果報應”：巴爾的摩縱向研究的一份老齡化報告說，“那些在早年生活中有更多對年齡負面成見的人，其海馬體積顯著減少，神經原纖維纏結和淀粉樣斑塊的積累顯著增加。”年齡歧視者也成為了他們曾經憎惡的“老家伙”。

最溫和的年齡歧視形式包括用“長輩”(elderspeak)來稱呼老年人，或者用諸如“糊涂蟲”(coot)、“老家伙”(geezer)這樣的名詞來稱呼他們，或者用“暮氣沉沉”、“行將就木”(decrepit)這樣的形容詞。年輕人無法理解，大多數老年人感覺自己自己與年輕時并沒有太大不同。去年，美國人在整形手術上花費了一百六十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治療皺紋，試圖縮小身體內部的活力與外部衰敗之間的差距。

有兩本書認為問題不在于老年人，而在于我們的文化，已經忘記如何去尊重老年人。阿什頓•阿普爾懷特(Ashton Applewhite)的《這把椅子好得很:反對年齡歧視的宣言》(This Chair Rocks: A Manifesto Against Ageism)(網絡書籍)和瑪格麗特·摩根羅思·格萊特(Margaret Morganroth Gullette)的《結束年齡歧視，別槍殺老年人》(Ending Ageism, or How Not to Shoot Old People)都在思考我們為什么會歧視老年人。

格萊特認為，年齡歧視源于一種觀念，與人是無關的。她認為，過去這幾個世紀年齡歧視的興起與廣泛的趨勢有關：印刷媒體的快速發展與教育的普及，使得每個人都能夠獲得原來只有年齡較大的人所有的知識(尤其是谷歌，更是加快了這一進程);工業革命使工廠越來越需要更年輕、更靈活的工人;醫療技術的進步使許多人活得更久。

在阿普爾懷特看來，年齡歧視與地域與經濟形態有關系。西方的年齡歧視要比東方嚴重多了，在那些沒有受到資本主義影響的地區，甚至就不存在。但是，有其他的學者研究顯示，東方社會對老年人的態度實際上還比不上西方那么友好。而且，全球范圍內的年齡歧視的增加并不是來自現代化或資本主義，而是來自老年人的增長。

此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好萊塢的年齡歧視也變得越來越嚴重，因為像Netflix和亞馬遜生產的內容，越來越偏向于年輕人了。廣播電視觀眾的數量正在下降，平均年齡也在上升達到了54歲，這遠遠超過了廣告商們比較看重的8-49歲的年齡范圍。去年秋季，由8-24歲的青少年觀看最多的4個節目都在Netflix上。隨著蘋果和Facebook推出自己的節目，這種“向下的遷移”只會越來越多。

那么，年齡大的人，能在充滿年輕人的科技行業中獲得一席之地嗎?今年早些時候，奇普·康利(Chip Conley)在哈佛商業評論中講述了他如何在五十二歲成為Airbnb的元老。他解釋說：“相比于坐在他們身邊人，許多年輕人能夠讀懂iPhone中的其他人。”他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現代化的長者”，“既是學生又是智者。”

但很少有人能夠做到康利那樣。這就出現了另一個問題，如果年齡歧視是不變且長久存在的，我們該怎么辦呢?心理學家杰夫•格林伯格(Jeff Greenberg)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三種方法：讓年長的人生活在我們中間，從而培養對他們的尊重;從文化層面出發，減少人們對衰老的恐懼;平靜地接受我們不可避免的死亡。然而，他們指出，“所有這些改善的方向都不太現實，尤其是年齡歧視已經成為了一個全社會的議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