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丨楊志錦

編 輯丨周鵬峰

“應對氣候變化，究竟有哪些重要的舉措？實際上還有很多處于研究的過程中，有一定的共識，但是共識程度并不是特別高。有些問題還會爭來爭去，不見得一下就能形成文字上的共識，更不要說政策上的共識。”央行原行長周小川12月10日在外灘峰會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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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了三方面的問題，一是靠什么手段來應對氣候變化，從而實現減排和凈零排放。他介紹，有的比較傾向于使用國家控制、國家計劃的方法，通過一些指標體系，使基層、企業和消費者進行響應。也有一部分人傾向于依靠市場的辦法，就是強調激勵機制的重要性。還有一部分人，比較強調應該由企業類組織加強自律，所有有分量的企業都應該對實現凈零排放做出承諾。

“未來應對氣候變化，主要依靠什么樣的機制？這還需要討論清楚。各方面的積極性都可以調動好，總的來說政府計劃、市場和企業自律幾方面的力量可以相結合，有些也是多多益善，但需要對每一種辦法的利弊、可行性及最后落實的可能性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周小川稱。

周小川表示，中國從中央計劃經濟轉軌過來，對于計劃手段的優缺點有比較深刻的體會。這些指標體系要想符合客觀現實也并不是很容易，同時要依靠堅實的數據基礎，而實際上數據在這種情況下往往不夠堅實。另外，政府的做法必須要將總指標進行地方或者行業層層分解，分解之后可能會缺少彈性，沒有靈活調整的余地。

對于市場的辦法，周小川表示，歐洲過去一直非常重視“cap and trade”，即總量封頂，并對減排量進行交易。但是碳價格有的時候也不穩定，還有一些人認為，有一些碳排放量比較大的公司，會去邊邊角角的地方購買減排配額，從而減弱了自己減少碳配額的行動，被稱為“漂綠”“洗綠”。碳市場這些做法是否會引起“漂綠”“洗綠”也是比較大的擔憂。

對于企業承諾，周小川指出，企業就是一種要素組合，適應干某一目標的要素組合，并不一定適合干另外一件事。說得通俗一些，化石能源方面的要素組合，比如煤礦的要素組合，并不見得適用于去做新能源業務，不一定有那方面的技術和人才。

二是需要進一步研究關于能源供給和能源安全之間的關系。周小川表示，未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電力供給、電力行業的轉型和電力安全之間的關系。因為將來能源需求很大一部分的體現方式就是電力。而且很多行業未來的減排努力，就是減少石油、化石能源，轉向使用電力，并希望未來能夠用到的電力都是綠色的、零碳的電力，但這需要轉型，需要大量的投資，也需要在技術方面有新的研發。

周小川認為，要大力提高當前太陽能和風能的裝機容量。更廣義的角度是提高可再生能源的裝機容量。提高裝機容量的同時，由于新能源間歇式的特點，不得不在某一階段大力增強后備容量，也就是調峰機組和儲能的容量。與此同時，電網的建設、調度能力以及電網在定價機制改革的方面都有非常重的任務。在這方面做出努力，為以后化石能源逐步淡出奠定基礎，又不以拉閘限電為代價。“如果經常性還需要拉閘限電，對于整個應對氣候變化的路徑應該會起到一些負面的沖擊和影響。”周小川說道。

三是公正轉型。周小川表示，未來全球氣候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夠順利實現減排。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需要大量的資金進行轉型，進行設備更新、改造。同時，還需要在科研方面、科學技術方面進行大量的投入。所有這些資金的缺口，大家有各種各樣的計算，總的來講認為缺口非常巨大。在非常巨大缺口的情況下，不是簡單的辦法就能動員這么大量的基金。

周小川認為，盡管有大量的金融企業做出承諾（不僅是自身是否凈零排放，關鍵是它是否能組織大量的資金用于未來的減排和未來的凈零排放），但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來講，應該說絕大多數金融機構都是“金融中介”，它是用其他人的錢，幫助他們投資或者貸款，或者是做其他的金融理財產品。如果沒有足夠的激勵機制，并不是它們自己承諾就可以拿客戶的錢做這件事、那件事，對此也要有清醒的認識。

周小川還表示，可以加強研究全球碳市場之間的可控連接，通過可控連接，使得發達國家的金融力量可以通過購買其他市場上的碳配額、碳減排抵免或者碳信用，一部分實現金融的融資轉向。另外，歐盟決定實施的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對發展中國家含碳的產品征收邊境調節稅，應該返回到發展中國家碳市場，幫助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進行減排，以及對森林和土地的保護。

本次峰會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與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聯合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