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開始正文前先給大家道個歉，昨天我在視頻號那邊預告了一次直播，最后卻沒搞成。放大家鴿子的原因其實是昨晚回完消息，就靠在沙發上睡著了，醒來時已經九點多了，讓很多訂閱的朋友白等了，實在不好意思。

近期出書、做視頻等雜務雜糅在一起確實真的太忙了，而這種忙碌可能要持續到即將到來的3月：

(資料圖)

下月初的時候，我會去長春聽我很喜歡的國際問題專家徐棄郁的一個課程，月末可能去杭州參加一個筆會，中間或許會去北京或上海給那本新書做一個讀者見面和簽售……

總之這一個月可能都在路上，到處奔波，寫稿只能用筆記本了，至于各地讀者朋友的約見，我不知行程內是否有時間滿足，只能說盡量。

雖然把日程安排的這么滿，本就是因為想近期少說兩句，多出去走走，享受祖國的大好春光，但我確實也很擔心這樣來回奔波會讓自己沒時間閱讀、思考和寫作，寫不出用心的好文章來。

昨天跟一位讀者朋友聊天，她在祝賀我新書出版的同時非常客氣的建議我放緩寫作速度，比如每周寫個三篇稿子，多出一些精品。并委婉的說我近期有些 稿子沒有之前那種給她“醍醐灌頂”的感覺了。

我聽了這話，在感謝她提醒的同時，還挺委屈的——就說即將過去的這個二月，雖然挺短的，我一寫一整天，用心構建敘事框架、并努力把故事講好的文章也有不少，比如這幾篇：

《三體》里這個著名實驗，為啥伽利略根本不用做（重點推薦）

我不擔心ChatGPT搶我飯碗，但我擔心那件更要命的事

俄羅斯的“戰爭韌性”，為什么時靈時不靈？

最會跟俄羅斯打交道的，果然還是美國人

搶教授話筒的中學生——“大詞過敏癥”正在這代年輕人中退潮

我自己覺得，寫作依然很用心，怎么會給讀者一種最近我精力不濟的感覺呢？

但我內心里又害怕她說的可能是對的，忙的事兒一多，我最近留給自己靜靜思考的時間確實少了——看我文章時間長了的朋友，應該知道我的文字并非簡單的史料集納和新聞整合，而每篇文章必須搭一個敘事框架、有一個推論邏輯、最終得出一個觀點，這導致每篇文章到底要花多長時間來寫作，其實是不可統計的。

所以經常有同行朋友問我：小西，這篇文章你花了多長時間寫的？我回答都是“很難說”。

一篇文字，我可能在十幾天前就已經開始起心動念想寫了，為此在當天和妹子約會時像個傻瓜一樣經常掉線、走神，引她不滿。而接下來這十幾天里，這個念頭會想孕婦肚子里的胎兒一樣，不斷在我腦中發育成型，打擾我的生活，而大腦中，我既往的閱讀會給它不斷添加血肉，最終當它徹底成型時，我也真的就像待產的孕婦一樣，必須花上數小時的廢寢忘食的將它寫出來——不寫難受。

這是一個甚至連我自己都無法控制的過程，有時我甚至懷疑過到底是我主動寫了文章，還是這篇文章所蘊含的常識就天然存在在那里，只是它迫切的想要籍由我讓它自己誕生出來——這個感覺可能真的挺像懷孕生產。

或者就像我很喜歡的作曲家小約翰·施特勞斯的那個段子：這人一生瘋狂的肝稿、作曲，把五線譜、筆和小提琴放在枕頭邊上，以便一睜眼就能把腦中的旋律記下來，朋友勸他克制一點，注意身體，多過一點正常人的生活、細水長流。

可施特勞斯怎么說呢？“我有什么辦法呢？那些旋律，他們自己要流淌出來。”

講述小約翰施特勞斯的 故事片《翠堤春曉》

對寫作者來說，這是一種矛盾，一旦你進入了這樣一種寫作狀態，你就要拋棄生活、禁絕社交、一天二十四小時在夢游般的狀態下想你那稿子。

可是人總要生活的，尤其當你闖出了一點點空間的時候，你要多去幾個地方認識一些人、適當的出一兩本書、找更多的朋友給你作為助力。這樣，你未來的工作才能做的更好、爭得更多的機會。

于是你又不得不時常從自己思維世界的象牙塔里走出來，去在這個世間走走，而這會打斷你的寫作進程……

想解決這個矛盾，需要很強的時間管理和自我調解能力，而出道剛剛兩年，我現在還無法將它們平衡好。

嗯，我正活在坎上，大家見諒。等忙過這段，再多寫些好文章。

以上都是談心，下面說點正題。

剛剛看到新聞，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去世了。

我很想寫幾個字，因為我雖沒上過他的課，但確實他的老讀者了。

厲以寧教授雖然是個經濟學家，但作為一個學歷史的，我接觸他的書特別早，原因是2006年的時候，商務印書館出了一套他的《羅馬—拜占庭經濟史》。

我剛上大學那會兒正對羅馬史最感興趣，而經濟又是一個觀察歷史必須的視角之一，所以就買來看了。

轉到歷史系呆了幾年，我才知道，國內歷史學界很多學者并不承認這本書是嚴肅的歷史學著作。因為歷史學講究“論從史出”，有一份證據說一分話；而厲以寧教授在該書中為了強調自己的觀點，用了經濟學的寫作方式，也就是先從觀察中總結出一個自己的理論模型，再以這個理論模型選擇性的使用史料，這在歷史學者看來，有點“不地道”——類似你在足球場上抱起足球就來個三步上籃。

為這個事兒，我被很多同學嘲笑了很久：“看這段你不看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看什么厲以寧啊。”

但時隔多年，我依然不后悔（甚至可以說非常感謝）厲以寧的“非主流著作”能夠成為我學習羅馬史和經濟史的雙料啟蒙讀物。

因為需要“論從史出”的正經歷史學著作，往往會把歷史還原的過于紛繁復雜。而在這本書中，厲以寧教授以他作為經濟學者的銳見，提出了一個非常簡潔、有力、通俗、易懂的帝國興衰模型：

羅馬-拜占庭帝國的興盛與衰亡，取決于它們對自身的中產階層（中小商業者和自耕農）的態度。

當帝國重視并立法保障他們的權益時，帝國就會獲得源源不斷財稅、兵源，即便是在強敵環伺夾縫中、即便敵人屢次兵臨城下，它也依然能夠崛起。

相反，當羅馬-拜占庭帝國背叛和侵害了它德的中產階層，用通貨膨脹的鐵錢去損害他們、用過度的稅收去壓榨他們，用土地兼并讓自耕農破產，用皇帝敕令直接剝奪商人的貿易權時，帝國雖然能夠通過這種竭澤而漁暫時性的討好禁衛軍、貴族或底層，但整個國家賴以維系的根基，已經在這種寅吃卯糧中腐敗了。

所以厲以寧教授在書中說“整個羅馬帝國從屋大維稱奧古斯都算起、再到東帝國即拜占庭帝國由盛而衰，由衰而亡，這一千四百多年的歷史表明，興盛時依靠的是自耕農和城市工商業者的支持……至于帝國衰亡的內在原因不僅是失去了自耕農和城市工商業者的支持……問題的關鍵正在這里：西羅馬帝國也好，拜占庭帝國也好，自己把本來能夠支持自己并且有力量支持自己的自耕農和城市工商業者毀掉了，自毀基礎，焉有不亡之理？”

時隔多年，雖然看了很多其他相關著作，我依然覺得厲以寧教授提出的這個問題是最關鍵的——羅馬（以及拜占庭）的衰亡，在于這個帝國先是在政治上拋棄、隨后在經濟上剿滅了它原本賴以力度的根本：中產階層。

這是可能是“中產階層決定國家命運”的常識在歷史上第一次如此清晰的呈現出來，至于這個衰亡過程中其他的歷史事件，凱撒遇刺也罷，屋大維中興也好；查士丁尼再征服也罷、十字軍東征反噬也好。不過是這個已經決定流向的歷史長河中的一點偶然的波瀾。

我們如果過分注視著那些波瀾，津津樂道于坎尼會戰、法薩羅會戰、米爾維安橋之戰、再征服運動、十字軍東征、君士坦丁堡淪陷，而忘卻了這條長河本身，忘卻了是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筑，而對“自由平民”的保障又決定了羅馬的經濟基礎，那才真是得魚忘筌——那些大事件，都不過是歷史動機在充分發展后呈現出來的一個結果而已。

而很不幸，很多學而不精的歷史研究者，其實總難免掉入這個窠臼之中，我覺得我們真的無資格以此批判“跨行”卻看出了門道的厲以寧。

所以厲以寧教授談經濟史的書籍我一直是非常喜歡看的，后來我又去讀了他的《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

我發現這位老教授寫書有一個難得的優點：不同于很多學者寫書時拉拉雜雜的談半天，舉了一堆的史料卻讓你不知道他到底想表達什么，厲以寧在談經濟史時所最終想表達的觀點往往都是一個可以用一句話總結出來的常識（這個特點特別像英國學者艾倫·麥克法蘭）。

比如《資本主義的起源》一書想表達的觀點也很清晰：是對私有產權保護、和私有產權的自我保護，最終催生了資本主義和近代人類經濟上的飛躍。

而真正接觸厲以寧教授那些更著名的、談中國經濟的書籍，反而是我畢業工作以后的事情，比如他有一本《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在業內據說評價很高，我讀的觀感是，除了某些篇目比較難啃之外，厲以寧對問題的那種“常識性洞見”是一以貫之的。

當然，在經濟史、經濟學著作之外，厲以寧最廣為人知的其實還是他的那些發聲：

比如他曾反對“減員增效”的提法，認為“減員增效從宏觀來說，是根本錯誤的”，“政府不應該提倡“減員增效，”“政府的首要經濟目標是增加就業機會”。

比如他曾大聲疾呼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的不平等引起就業不平等，就業不平等引起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引起生活不平等，導致下一代又不平等……教育經費應該占到國家財政支出的4%以上。”

比如他曾反對一些地方的城管過度驅趕小商小販，“城市中，應該放寬對小攤販的管制。在當前情況下，就業問題這么重要，你給人家開條路，給小攤販留條路，不要讓這些小攤販整天躲來躲去的。”

這些關于時事話題的發言，都曾讓厲以寧名噪一時，很多人為他敢于說出這些話而點贊，也讓另一些人給他扣上“公知”的帽子。

但我始終覺得，今天，當厲以寧教授去世的時候，我們應該記住的其實不是這些。

作為一個學者，這個人的思想就像冰山一樣，他在會議上、報章上的那些“厲言厲語”、那些“直言敢諫”只不過是這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

而在這冰山一角的下面，作為其基石的，是他對中國經濟現象的深切反思和洞見。

而這種反思與洞見的基石，又是他對世界經濟和世界經濟發展史的研究與理解。

而貫穿這三層表達之內、一以貫之的是： 厲以寧教授一直在堅持說一些常識。

是的，常識，經濟學常識，今天很多經濟學者動輒說一些“雷人發言”：什么鼓勵老百姓掏空積蓄、貸款買房以刺激經濟“愛國”啦，要求工人在疫情期間隔離到板房里堅持加班、保障生產啦……我覺得這些經濟學“磚家”之所以可笑、挨噴，就在于他們經常聊著聊著就忘記一些基本常識：

比如經濟的發展是為人服務的，不能給人創造幸福的經濟數字毫無意義，

比如只有保障個體的產權利益、自由，社會才能繁榮，沒有一個社會能通過限制達成繁榮與發展。

而厲以寧的很多書，讀到最后，你都會發現他都沒有忘掉這些最關鍵的常識——甚至很多書，從頭寫到尾，他只是反復在圍著一兩個常識打轉。

這看似很簡單，但其實非常難得。

我想起了觀念史家以賽亞·柏林對學者的那個分類：狐貍與刺猬。

“狐貍機巧百出，不出刺猬一計守拙。”厲以寧教授一生研究了那么多經濟學問題，從西方歷史到中國現實，從羅馬衰亡到小販擺攤，看似是一個“狐貍型”的多知學者。

但被他這種“多知”所修飾的，是他的“一計守拙”——有一些他所堅守的信念與常識，是一以貫之的，他所變化的，只是論證和表述這些常識的方式。

我在想，我們的社會真的很需要這樣的研究者、寫作者，他們外表也許是“狐貍”，能夠帶著你神游環宇，從古羅馬聊到當下中國，告訴你很多事情，但內心里，他們必須是刺猬，對那些無非常識的東西有一份堅守與執著，并在這些常識受到威脅的時候敢于亮出自己的厲刺。

是的，無非常識。

厲以寧教授去了，愿我們能有更多的學者、寫作者、發聲者能如他。

常識很簡單，但愿意說出它的人并不簡單。

他們值得我們——這些曾經受惠于常識、如今仍在常識、今后依然要指望常識才能過好日子的人——永遠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