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鯨教育3月6日訊，全國“兩會”期間，如何進一步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成為代表、委員熱議的焦點議題。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建議，將托育服務納入公共財政支出預算，并提交了《關于加大托育服務財政投入的建議》的提案。

賀丹認為，財政性托育經費不足仍是制約托育服務發展的主要障礙。她認為，將托育服務納入公共財政支出預算，是降低托育收費價格、普及托育公共服務的重要基礎和保障。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賀丹指出，首先，財政支持不足導致托育供給不足和家庭托育負擔高。賀丹表示，2021年，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用于學前教育的經費為2700億元，但沒有財政性托育經費。而OECD（經合組織）國家托育公共支出略達GDP的0.7%，家庭負擔很輕。2021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目前國內低端托兒所收費標準為2000～4000元/月，中端托兒所收費標準為4000～6000元/月，高端托兒所收費標準為7000元以上/月。

就此她測算，一個雙親帶2個孩子的家庭，按托育費每個孩子3500元/月標準，2個孩子的總托育費用占家庭總收入份額為60%，遠遠高于OECD國家對應家庭托育總支出占總收入26%的標準。

此外，賀丹發現，我國嬰幼兒托位供給不足和幼兒園學位供給過剩現象并存，托育發展缺乏主導模式引領。賀丹表示，我國2020年約有托位數254萬個，“十四五”末累計需要達到635萬個托位方能實現規劃目標，因此，“十四五”期間托位缺口達381萬個。另一方面，“十四五”期間，幼兒園的在園人數也將從4818.6萬人下降至3626.3 萬人，將產生近1200萬個空余學位。

“自2022年開始，我國幼兒園將開始出現約150萬個學位空余，此后每年將新增300萬個以上的學位空余。”賀丹說，幼兒園學位空余的現象已經在局部地區提前出現。

基于上述情況，賀丹認為，無論是托育機構還是幼兒園，都面臨如何適應人口形勢變化調整自身發展方向和服務模式的難題。同時，國內托育服務發展缺乏主導模式引領。她認為，這主要是由于無論公共服務投資模式、補貼父母的市場化模式或政府購買服務模式都需要公共財政的支持，依靠社會力量提供優質價廉的托育服務極不現實。

首先，她認為，應把托育服務納入公共財政預算范疇。參照學前教育財政預算的相關規定，確定托育服務在公共財政預算中的比例，并建立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支持政策，以降低家庭托育支出，促進托育服務的均衡發展。

其次，財政預算應重點扶持推進“托幼一體化”發展模式。賀丹認為，可以根據發達國家托育模式發展經驗，公共服務投資模式比補貼父母的市場化模式更有規模優勢、教育者培訓優勢，以及更高的公平程度、更高的覆蓋率和更好的質量。

再次，應完善“普惠優先、市場補充”的多層次服務體系。賀丹介紹說，目前，我國正處于大力發展普惠托育的起步階段，同時又面臨國內各地區較大的經濟社會差異，可以借鑒發達國家托育模式發展經驗，建立以政府公共服務投資模式為主的托育模式，可以滿足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和發達地區中低收入家庭的托育需求。同時，依靠市場托育模式滿足高收入群體托育需求，引導社會力量重點提供差異化的嬰幼兒照護服務，補充休息日托管、臨時托管、夜間緊急托管等服務形式，增強托育服務的多樣性和靈活性，滿足不同層次家庭的特殊托育服務需求。

最后，她建議，按照托育服務標準規范體系建設要求，加強轉崗培訓。在幼兒園服務體系向托育服務體系延伸中，充分挖掘現有幼兒教師資源的潛力，為幼兒園開辦托班提供政策支持，制定幼兒園托班建設標準和服務規范，為場地改造、設備調整和玩教具更新提供經費支持，構建適宜3歲以下嬰幼兒成長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