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地利--成功的鑰匙

地利是商業成就的必要條件，地理要素決定了事業的半徑與天花板。

(相關資料圖)

阿里巴巴在杭州、騰訊在深圳、攜程在上海、央視在北京，均有其地理的必然性-- 因為這些城市與企業的核心業務高度匹配，分別是商業、創新、服務和政治資源的制高點。

歷史上的著名商幫，譬如晉商、徽商和廣州十三行，其崛起和輝煌都離不開地利這一必要條件 -- "喬家大院"的主人喬致庸、紅頂商人胡雪巖、以及執掌怡和洋行的中國前首富伍秉鑒，他們將地理優勢和政府的特許經營權巧妙結合，充分利用價格、信息、和資源的不對稱，進行信用套利；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旦政府改變了游戲規則(比如允許多口通商，或重組錢莊、鹽引行業)，其比較優勢會迅速隕落。

人無法選擇時代，但可以選擇地方-- 如果你能生活在13世紀的威尼斯、17世紀的阿姆斯特丹、或19世紀的倫敦，你會很幸運；相較于其它地方，這些城市既是交通樞紐，又是貿易中心、文化中心，你能享受到的不僅有各國產品、還有豐富的商機和多樣性的文化。全球市場有網絡效應，買家、賣家互相吸引，如同滾雪球，而貨幣、語言和文化也同樣有網絡效應，造成贏家多吃，會進一步鞏固這些商業中心的領袖地位，使它們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難以被超越、更難被取代。在這些地區尋求生意機會，相對容易；而離開這些地方另謀商業發展，則難度要大得多。

一個地方，一旦具有獨特的資源，就能擁有獨特的核心競爭力-- 中東的石油、巴黎的奢侈品、美國的華爾街、硅谷和好萊塢、海南的旅游、澳門的賭彩和香港的金融業，均已成為地方品牌、地緣特色。人們的事業如能結合本地優勢，就可能產生放大效應，事半而功倍。譬如，想從事風險投資，應該去硅谷，而想要拍電影，該去好萊塢；如果一定要反其道行之，則有可能既在硅谷拍不成電影，又在好萊塢做不好投資。

地理要素決定了事業的半徑和天花板 -- 東南亞、非洲的經濟分別是中國的20%，而拉丁美洲經濟則約是中國的四分之一；那里人口結構年輕化，消費市場有很多增長空間，但想在那里創造出阿里巴巴或騰訊級別的超級獨角獸，恐怕是天方夜譚，因為其經濟體量(一定程度上也是地理限制)決定了創業的天花板，這也是不少"出海"創業、投資的朋友無法獲得理想結果的重要原因。

據我們估算，過去10年中國的貿易順差，約七成來自一個國家-- 美國；不夸張地說，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占了全球約30%的貿易順差，而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進口國，貢獻了全球近一半的貿易逆差，在世界貿易里，中美是一對難以割舍的伙伴。中、美又是全球增長的兩個火車頭 -- 兩國占了全球經濟近40%，并在過去10年里貢獻了世界近一半的增長、以及超過七成的科技獨角獸；不幸的是，這兩個超級大國已開啟了沖突模式，無論結果如何，一定會沖擊全球經濟和政治生態；我們如何做好地理的選擇，來對沖這一"灰犀牛"的風險? 相信在很長時間里，這都會是我們人生規劃的重要考量。

在中國的版圖上，東西移動相對容易 -- 在同一個緯度，氣候相似；而南北移動，因為要經歷不同緯度，氣候差異很大，會大大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比如從東北搬遷到海南島。歷史上，大運河整個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格局，"在隋之民不勝其苦，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使中國的人流、物流從原來依托黃河、長江而進行的東西移動，變成了依托京杭大運河的南北移動。到了近代，從西向東移動，代表內陸文化向海洋文化的遷徙，從封閉轉向開放；而從北向南移動，則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跨越，比如大量原東北體制內的工作人員遷徙到了海南島從事服務行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無論東西、還是南北，每一次遷移，不僅會帶來新的天然環境、不同的人文氛圍，甚至會重啟你的人生軌跡。

地理環境蘊含著需求，也代表著事業發展的方向-- 如果僅看中國前十大城市，其GDP總額占全球第八，總人口為全球第五，這本身已是一個足夠大的中高端市場，有足夠的空間在某些垂直領域里創造出超級獨角獸。此外，國際上把人口超過300萬的城市稱為"超級城市"-- 美國僅有三個"超級城市"，而中國卻有超過180多個! 每個"超級城市"都是一個人口中心(population center)，都有衣食住行、吃喝快樂的巨大需求，都是創業和投資的潛在機會。

地理會催化人生的轉型，有時看似惡劣的環境，卻可能是"化妝的祝福" -- 譬如王陽明得道的龍場、被稱為"革命圣地"的延安、和流放蘇東坡的黃州(現湖北黃岡)，當時自然環境都相當艱苦，但卻幫助規避了外界風險，營造了相對安定的小環境，為事業飛躍爭取到了難得的時間和空間，因而成就了一代豪杰和大師。

選擇一個地方發展，要適合你的特長、熱愛、脾氣、秉性、和人生目標，最合適的環境，往往能讓人生活得像呼吸一樣自然，如同好的愛情，不需互相遷就、也不必彼此改變，但卻能天長地久。如果你的生活理念和所處環境相匹配，每一天都會是享受；如果兩者不匹配，那每一天都會有沖突和掙扎。譬如，奧馬哈是股神巴菲特居住的四線小城，遠離資本市場的噪音和浮華世界的攀比，使巴菲特規避了媒體的關注和無效的社交，生活穩定度極高、變化極小，非常適合長線價值投資；而紐約華爾街因為信息快捷、網絡發達，比較適宜銀行和券商業務，美國大投行的總部和大量以短期套利為主的對沖基金都在那里；硅谷則是風險投資的中心 -- 去年市場高峰時，在硅谷不到15英里的半徑里，其擁有的科技公司總市值居然超過了八萬億美金，令人嘆為觀止。正如不同場地，適合不同運動，如果讓巴菲特搬到硅谷、或硅谷的風險投資家遷移到奧馬哈，就如同讓頂級的高爾夫選手和網球冠軍互換場地，對各自的專長是個錯配，對他們的事業也適得其反。

2、地利--幸福之錨

不夸張的說，無論是資源豐富的大都市，還是溫馨舒適的小城之春，地理的選擇，既塑造你的生活方式，也會成就你的幸福感。

在中國更換地理位置，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相當高，包括戶口、組織關系和人情網絡，需要大量精力重新替換；并且加上中國的地方文化、方言乃至飲食相差極大，需不斷調整才能適應，正如《晏子使楚》里所說的，"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

中國人多，競爭相對稀少的資源，就會形成"內卷"，而中國的資源多向大都市傾斜-- 譬如全國名列前茅的985高校有39所，211高校有115所。按照2022年985大學的錄取率，除了北京(7%)、上海(6.9%)、和天津(6.1%)三大直轄市的錄取率超過5%，全國平均錄取率僅2.1%，有98%的學生會被淘汰；2022年，北京211大學錄取率高達14.0%，全國第一，上海為第二(13.6%)，而全國考生的錄取比例僅5%，廣東盡管經濟體量全國領先，但其錄取率卻在全國墊底，僅有2.7%! 另一方面，醫療資源的差距也相當明顯 -- 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的人口占全國5.9%，而三甲醫院數量卻占了全國的15.6%；相比之下，河南、河北作為大省(占全國人口的12.2%)，但其擁有的三甲醫院僅為全國的7.2%，如果按每百萬人擁有三甲醫院的密度來比較，四大一線城市是其4~5倍! 這些優越的醫療和教育設施，會幫助大都市形成強大的虹吸效應，吸引更多的優質人才落戶(比如每三個上海的常住人口中，有一個來自于外地)，帶來更多高端企業的入駐，因而促進了本地的消費、投資和財政收入，從而使當地有更多資源來投資醫療、教育等設施 -- 環環相扣，形成正向的飛輪(flying wheel)效應。

要判斷一個地方是否興旺，人才的凈流入往往是個領先指標-- 維也納成為古典音樂之都，貝多芬、莫扎特、海頓、斯特勞斯父子、和肖邦如璀璨群星一樣點綴過那里，維也納愛樂在金色大廳舉辦的新年音樂會，成為每年全球音樂界的華麗亮點；現代繪畫(譬如印象派)誕生在巴黎，吸引了畢加索、莫奈、高更、夏加爾和馬蒂斯等一大批先鋒藝術家(avant-garde)，中國的現代大師們 -- 如徐悲鴻、林鳳眠、吳冠中、常玉和趙無極，都在那里汲取過營養，融匯中西，形成自己獨樹一幟的風格；而佛羅倫薩孕育了文藝復興，"三巨頭"達芬奇、拉斐爾和米開朗基羅等在那里創作了大量的杰作，催化了文藝復興，改變了歐洲、甚至世界的軌跡。地利凝聚人和，而人往高處走，人才輩出是判斷一個地方是否具有吸引力的重要指標。

除了人才以外，資金流向是甄別地利的另一個顯性標識-- 資本先生仿佛是個非常情緒化的男士，風險厭惡度極高，而且是被寵慣的，誰對他好、他就投入誰的懷抱。據我們估算，過去20年里，中國的資本市場擴容了驚人的30倍! 而香港成為了吸引國際資本的主要通道，常年有約七成的國際資本通過香港進入中國。之前常被問到，如何能讓國內城市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變得更有競爭力、吸引力? 如果能做到以下幾點 -- 1) 假如當地居民能夠自由兌換外幣；2) 最高個人所得稅率降低到約15%；3) 私人一旦購買房產，不再只有70年使用權、而是永久擁有；4) 把當地護照出國免簽的國家從目前的70多個提升到170個，讓國際交流通行無阻。這樣的城市會不會讓大家更趨之若鶩？沉思之余發現，中國已經有這樣一個城市 -- 它的名字叫香港。

歷來的地理選擇，常不外乎兩點，一是為了趨利，二是為了避害--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闖關東"、"走西口"、和"下南洋"，都代表了當時人們對更好生活的追求，即使離鄉背井、冒再大的風險，也要找尋新的機會、逆天改命。與之對照，三次著名的"衣冠南渡"，是因為動亂而引發大規模的人口(尤其是士族和讀書人)的南遷，包括1) 西晉末晉元帝司馬睿渡江，在王導、王敦兄弟的扶持下，于建康（今南京）建立東晉；2) 唐“安史之亂”后，中原士庶避亂南遷，建立南唐；和3) 北宋末，宋高宗渡江建立南宋。近代歷史上，香港出現過三次移民潮，背后的原因也是因為風險規避；二戰時，林徽因給沈從文的信中寫道，“由盧溝橋事變到現在，我們把中國所有的鐵路都走了一遍，帶著行李、小孩，奉著老母，由天津到長沙，共計上下舟車十六次，進出旅店十二次。"可見，在動蕩的大環境里，時代的一粒灰塵會成為每個人、每個家庭的一座大山，而為了尋找一個安全的居處，需要付出何其艱難的代價!

地利的形成，除了自然條件外，極大程度上還與人文及制度有關-- 譬如上海所以被稱為魔都，有著深厚的歷史原因，它吸收了多國的文化元素，融合成了其獨特的雞尾酒文化。在全球所有城市里，上海地鐵里程世界第一，摩天大樓數量第一，口岸進出口總額世界第一，咖啡店的數量也是第一；當年的法租界，現在成了知名的網紅區，而以外灘為核心的英租界，是匯豐和AIG(友邦保險的前母公司)等知名國際領袖的發祥地，與陸家嘴交相輝映，成就了中國的金融中心，形成了"海派文化"的獨特魅力(請參見作者的前作，"我和我的家鄉")。另一個經典的例子是深圳，因為政策優勢，它從一個漁村一躍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特區，在1980年特區剛成立時，其GDP僅為2.7億元、人口僅30多萬，而到去年底的短短42年里，其經濟體量增加了驚人的近一萬兩千倍! 當我們驚嘆于"春天的故事"的同時，應該認識到，深圳崛起的核心不在于地理優勢、而在于制度優勢 -- 尊重市場、尊重創新、尊重規則，把人們的創造力和致富熱情充分激發出來，從而造就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

在目前的大環境下，應如何看待地理的選擇? 有幾個觀察可以分享：

第一，地點的選擇要幫助對沖-- 目前的大環境充滿了不確定性(無論是經濟前景、還是國際沖突)，所以要盡量選擇和營造平穩安定的小環境，把風險最小化、穩定性最大化，才可以讓小環境的相對安定來對沖大環境的波動；如果小環境也同樣動蕩，那不是對沖，而是共振，會造成內外雙重的沖擊。

第二，Peter Thiel在其著作《從0到1》中指出，從0到1，需要創新，而從1到100，則需要全球化。科技的進步 -- 無論是第2次工業革命帶來的交通便利、還是第3次工業革命促進的通訊的發達，曾使地域差距逐步縮?。坏壳暗鼐壵螞_突引發的"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使地域差距再次被放大，既然天時最難把握、人和其次，就一定要牢牢把握好地利這唯一有相對確定性的選項。

第三，地域選擇非常個性化，每個人均有不同標準，如同穿鞋，旁人可以評價鞋子是否漂亮，但穿在腳上是否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因此內心的舒適度和幸福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衡量指標。根據80/20定律，如果80%的幸福感是由內心營造的話，環境會貢獻余下的20% -- 對多數人而言，大到選擇常住的國家、城市，小到棲息的社區和周邊環境，都會成為你記憶的一部分，無論美好、無論糾結；能改變的是你生活的小環境，不會改變的是你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只要夢想和信念還在，就沒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擋。

作者簡介：

季衛東博士為“全明星投資基金”的創始人和管理合伙人，該基金專注于投資中國新經濟行業的冠軍，并通過其吸引的“明星投資人”為企業帶來增值。目前管理超過百億人民幣等量的境外資產，已投資的領袖企業包括小米、滴滴出行、商湯科技、滿幫、陸金所、Grab(東南亞的“滴滴打車”加"美團")、途家（中國版的Airbnb）、哈啰出行、豐巢、天鵝到家(即“58家政")和Fiture(中國智能健身業領袖)等。季博士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及亞洲互聯網和科技行業的投資研究負責人，參與眾多知名企業的上市工作，包括騰訊和阿里巴巴等；他在機構投資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s）排名榜上名列前茅，并被“金融時報”評為亞洲軟件與服務產業第一的選股專家（No. 1 Stockpicker)及Asiamoney軟件和互聯網業的亞洲第一團隊。他擁有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MBA學位(院長名譽榜)，他從復旦大學獲得學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