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中國教育研究機構麥可思研究院發布2022屆大學生返鄉就業的調查報告，發現近五屆在外地求學的應屆本科生畢業半年后返鄉就業的比例上升，從2018年的43%提升至2022年的47%。報告基于麥可思研究院對于2022屆本科生畢業半年后培養質量的跟蹤評價，以及近五年大學生畢業生就業質量的跟蹤評價。

大學生畢業后返鄉就業率提高可能是兩方面原因造成的：1、傳統熱門求職地（一二線城市為主）就業壓力增加，2、家鄉經濟和生活條件改善。

一推一拉，返鄉就業的大學生增加了。這是好事。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一方面，還是有很多外地大學生在傳統熱門求職地就業，這可能較多屬于競爭力較強的部分。上升通道依然是走得通的。另一方面，大學生返鄉就業，把知識、技能和文明帶回家鄉，加速家鄉的發展。

在文革時代，有過知青下鄉。原因有很多，后果也一言難盡，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大批知青把現代文明和“外面的世界”帶入本來封閉的山鄉、水鄉，強制性地推動了當地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這和歷史上客家人南下有點相似。改革開放后農民大批走出山鄉、水鄉，也與當年播下的種子不無關系。

現在的大學生返鄉與知青下鄉和客家人南下在原因上有本質區別，但在把文明帶入相對落后地區這一點上是一樣的。

返鄉大學生即使不從事專業性工作，“只是”進入政府部門，當公務員，也有助于把文明執政、規范執政的理念帶入政府工作，他們把在發達地區學到的見識、思維方式和辨識發展機會的能力帶回家鄉，更是有利于家鄉發展。他們的同學網、校友網和間接結識的朋友圈使得他們在各行各業都有更加廣泛的人脈和資源可以調動，對家鄉和發達地區都是可貴的機會和渠道。

在不同生源地的2022屆本科畢業生中，東部地區生源返鄉就業比例最高，達到59%，西部地區則為44%，東北地區生源返鄉就業比例最低，只有24%。

注意，這里不包括本地考生、本地求學、本地就業。返鄉地區劃分以省市區為單位，不具體到縣市。比如說，上海考生、上海求學、上海就業不計入，因為不是外地生；遼寧考生、北京求學、珠三角就業也不計入，因為就業地在外省；但溫州考生、上海求學、杭嘉湖就業就計入，符合外地生、返回原省就業的設定。

東部地區發展較好，返鄉的落差較小，而家鄉有環境熟悉、人脈豐富、生活壓力低的好處，容易成為舒適區，返鄉意愿和實現率較高不奇怪。

西部地區相對落后，但起點低，求才若渴，就業壓力低，有利于“挑精撿肥”，先來的鳥兒有蟲子吃，返鄉就業也是不錯的選擇。

東北地區在歷史上曾經發達，在現實中陷入“中等發達地區困境”，起點不低，就業壓力更高，但發展潛力不明。如果說“孔雀東南飛”的話，東北往南方飛的孔雀可能大大超過西北，各種段子（如“投資不過山海關”）更是加重了回鄉的顧慮，返鄉在很多時候成為不得已的選擇，返鄉率自然就低。

結合返鄉就業去向，就更清楚了。

報告顯示，2022屆返鄉就業畢業生在政府機構/科研或其他事業單位工作的比例為25%，高出全國本科畢業生平均三個百分點；在國有企業工作的比例有24%，高出平均水平兩個百分點；在民營企業工作的則有47%，低于平均水平四個百分點。顯然，返鄉就業者在家鄉端起“鐵飯碗”的比例更高，不過不管在全國還是返鄉情況中，民營企業就業依然是主導。

東部地區在這方面不一定典型，鐵飯碗、民營企業都行，哪碗飯捧著香就捧哪碗。但西部地區的鐵飯碗機會相對于人才池來說，就可能多一點，說“遍地撿桃子”是夸張了，但桃子相對較多還是不錯的。東北則相反，歷史負擔使得鐵飯碗僧多粥少，民營經濟發展則舉步維艱，這反映在返鄉率較低上。

返鄉大學生對家鄉經濟和政務的發展作用不言而喻，還有可能一個受益的方面是教育。中國曾經有一些在中心城市之外的精英學府，嘉興秀州中學、上虞春暉中學在歷史上都有突出地位，比如今北上廣深的N大名高中重要多了。但這樣的“鄉村名校”有歷史偶然性，由富有遠見卓識的鄉紳和教育家創辦，還要有足夠殷實的金主撐腰，也由于交通不便、通信不便而得以異軍突起。

在現在，虹吸作用把優秀師資和生源大量吸收到縣中、市中、省中，只有通過越來越高質量的師資返鄉和家長返鄉把教育資源擴散。在這里，大學生返鄉具有重要的推動和拉動作用，既有師資返鄉的推動，也有家長返鄉的拉動。眼下大學生返鄉可能還集中在三四線城市，但假以時日，返鄉的彌散化會加強，從三四線城市進一步擴散。

但返鄉不是艱苦奮斗，返鄉就業群體即便在月收入不具有優勢的情況下，就業滿意度并不低。調查顯示，2022屆返鄉就業畢業生的月收入平均為5525元，比全國平均低465元，工作專業相關度（70%）也低于平均水平四個百分點，但就業滿意度（78%）略高于平均水平（77%）。

生活壓力低，人情環境熟悉，是有效擴大舒適區的。返鄉后收入水平降低，但基本消費低，所以“奢侈”消費水平可能不比他們留在大城市的同學低，尤其是現在電商和物流高度發達的情況下。這是極大有利于鼓勵返鄉的。

不過也是有問題的。

報告顯示，不同性別、不同生源地的應屆本科生返鄉就業情況均有所不同。在外地求學的2022屆本科女生中，畢業后即返鄉就業的比例（52%）明顯高于男生（40%）。報告稱，這可能與女性更偏向于追求安全穩定的心理機制有關。

但在習慣于“上嫁”的中國傳統婚戀關系中，返鄉女大學生的比例大大高于返鄉男大學生，從長遠來說，婚嫁上可能造成一些問題。如果找不到合適的男大學生談對象的話，“只有”官員、老板等社會顯要符合“上嫁”的要求。這永遠是較小的“對象池”。沒準這也是婚嫁觀念改革的契機，“嫁給愛情，而不是嫁給地位”。返鄉女大學生就業和經濟條件相對于本地來說較為優渥，更加有利于擺脫“出嫁后靠老公”的傳統觀念，只要放得下這個架子。

這也有某種“滴涓效應”，間接“解放”了更多非大學生年輕待嫁女性，是更多的未婚男性的機會。

另一方面，返鄉男大學生的選擇余地更大，不光有“人數優勢”的返鄉女大學生的機會，還可能吸引原本計劃離鄉外嫁的本地姑娘，降低人口外流的壓力。

這樣談論女性有物化的嫌疑，但在相對物化的中國婚嫁環境中，經濟和社會地位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希望有一天年輕男女不再為經濟和社會地位而困擾，你情我愛成為婚嫁的主要驅動力，那時就沒有這些問題了。

大學生返鄉就業率增加代表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重心從一二線大城市向三四線中小城市擴散的大趨勢。這是大好事。

一個國家發達與否的標志不在于個別中心城市。在殖民地時代，很多國家的中心城市發達程度不亞于歐美發達國家，但殖民地的總體社會與經濟發展大大落后于歐美的宗主國，問題就出在貧富差距、城鄉差距。

現在經常有中國到底是不是發達國家的爭論。從一二線城市來看，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確實在迅速消失，有些方面已經反超。但從三四線城市和鄉村來看，差距經常還是比較明顯。比如說，在加拿大，有些只有不到10萬人的小城市也能自己辦起音樂節、車展等文化活動，也有自己的大專甚至大學。這些在中國還是非常罕見的，但不是中國城鄉不需要的，只是現在還想不到或者辦不起來的。

隨著城鄉差別、貧富差別的極大縮小，這些也都是可望而又可及的。

到了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極大消失的時候，才是中國真正發達的時候。那時，中國才真正崛起了。

中國已經在路上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