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9月，全國主要發電企業電源工程投資同比增長25.1%，其中火電完成547億元、同比增長47.5%。另據不完全統計，僅在9月、10月，至少分別有23個、18個煤電項目過審、核準或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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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大唐集團電子商務平臺發布公示，陜西西王寨煤電一體化項目電廠2X660MW新建工程由中電工程西北院預中標；11月17日，安徽省發改委發布《合肥二電廠二期項目核準前公示》，擬改擴建2臺66萬千瓦超超臨界二次再熱燃煤發電機組及配套設施；11月11日，贛能股份公告稱，擬建設規模為2×1000MW超超臨界燃煤機組……近半個月來，煤電新建動態頻出。

更多信息顯示，煤電投資、建設熱度回升。據中電聯數據，今年1-9月，全國主要發電企業電源工程投資同比增長25.1%，其中火電完成547億元、同比增長47.5%。另據不完全統計，僅在9月、10月，至少分別有23個、18個煤電項目過審、核準或開工。

相比此前的收緊之勢，煤電項目是否再次迎來大規模重啟？新建項目意味著新增用煤需求，對“雙碳”目標實現有影響嗎？

新建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

受運動式減碳、斷崖式去煤影響，煤電項目一度急踩剎車。從發電企業到第三方投資機構，多持保守謹慎的態度。但去年迎峰度冬及今年迎峰度夏期間，多地出現用電緊張，煤電的兜底保供作用再次凸顯。

“截至去年底，我國煤電裝機占46.7%，發電量占比卻達60%。站在保供安全的角度，煤電仍要發展。”中電聯規劃發展部主任張琳表示，煤電同時也是保障電力平衡的主要電源。“在當前的技術條件和裝機結構下，這是最經濟可行、安全可靠的靈活調節資源。”

“2021年用電高峰期間，煤電承擔了70%的頂峰任務。從電力平衡角度看，1.5億千瓦煤電裝機的有效出力，相當于30億千瓦新能源。光看數字，不發展煤電、多建新能源似乎也行，但幾年發展這么多新能源項目，必然帶來消納、配儲及設備漲價等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電力保障問題。基于此，也有必要建設一定規模的煤電。” 張琳表示。

數據更有說服力。以去年9-10月為例，全國電力供需總體偏緊，超過20個省級電網采取有序用電措施。部分地區有序用電負荷達到最大負荷的20%以上，有地區少數時段出現拉閘限電。主要原因之一，正是煤電機組有效出力受阻所致。

中國能源研究會理事、中國華電集團公司副總會計師陳宗法坦言，在“雙碳”目標下，由于煤電本身屬于高碳化石能源，多方對其長期發展愿景并不看好，投資意愿不是特別強。“我國近兩年出現缺煤（水）限電后，煤電發展有了新轉機，各方開始重新評估煤電的地位與價值，國家有關部門開始調增煤電發展目標，煤電政策導向有所改善，煤電企業也出現了減虧趨勢。能源安全是能源轉型的基礎，也是構建新型電力系統的底線。在當前歐洲發生能源危機、我國局部時段限電的情況下，為守住能源安全底線，國家要求‘十四五’期間新建煤電機組，我認為是必要的、適宜的。”

并非無節制肆意發展

不過，新上項目絕非沒有節制。《“十四五”現代能源體系規劃》已明確，統籌電力保供和減污降碳，根據發展需要合理建設先進煤電。

“煤電也不能盲目發展，長遠看要走嚴建、改造、延壽、退出的路子，重點是要創新發展方式。過去煤電突出規模發展，下一步要融合發展，走煤電加新能源、生物質、儲能等多能互補的路子，重點建設電網支撐電源、調峰電源、應急備用電源，采用世界最先進的發電技術，大容量、高參數、低污染，直接采用靈活制造的發電設備。”陳宗法表示，新思路亦是出于電力行業可持續發展的考慮，“‘雙碳’目標下，新能源發展迅速，成長性、經濟性非常強，對煤電沖擊較大。加上燃料成本、升級改造成本、碳排放成本增加等因素，而電價疏導受限，煤電盈利能力受到很大影響，相對競爭力也在下降。”

華北電力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袁家海認為，短期看，為配合西部風光基地送出、東部基礎負荷保障等，煤電確實還有新建需求。但同時，必須平衡好保供與中長期減碳的關系，嚴防運動式突擊上項目，為日后轉型增加負擔。“結合國情，煤電不是簡單退出或關停即可。對發電企業而言，當前面臨煤電業務轉型、新能源業務優化發展，以及二者協同發展的三重問題。在明確煤電功能定位的基礎上，應從嚴控增量、改造存量和科學減量的角度，把握煤電合理發展路徑。”

記者注意到，國家能源局近日公開的“關于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7080號建議的答復復文摘要”也給出參考——堅持著眼當前、謀劃長遠，新建項目優先采用大容量、高參數、低能耗、調節能力好的發電機組；優化存量機組結構，統籌行業發展和電力保供，按照延壽運行、淘汰關停、“關而不拆”轉應急備用等方式分類處置。

認清碳減排面臨的難題

與保供同樣關鍵的是減碳問題。對此，受訪人士一致認為，先要認清現狀。

“不能簡單地認為，煤電發展，碳排放就增加。”張琳表示，電力行業是減碳生力軍，碳排放量約占能源行業總排放的41%。但也要看到，煤電裝機雖有增加，隨著煤耗水平下降，碳排放強度是下降的。電源結構調整，帶動電力綜合碳排放一直在下降。”

張琳認為，電力碳達峰與用電需求、電源結構密切相關。煤電建設先快后慢，有利于碳達峰拐點更早出現，工作更加積極主動。“拐點的好處在于，為新能源配儲能、儲能技術發展留出一定時間。”

陳宗法提出，現狀當中包括難題。例如，在“雙碳”目標下，煤電定位正發生改變，與之相配套的政策、市場機制卻滯后了。“下一步，煤電將向著基礎保障性和調節性電源轉變，盡管利用小時數下降，但隨著‘三改聯動’的推進，煤電更具備電能量、容量、靈活調節、清潔低碳等多維價值。這些價值如何在電力市場兌現，目前還需探索。”

再如，為推進減污降碳，煤電“三改聯動”目標明確。“改造任務比較重，標準也很高。但目前，煤電機組普遍處于虧損狀態，‘三改聯動’激勵政策還不夠明確，只籠統提了一些，缺乏實質性的具體操作。實踐證明，只有政策上到位、技術上可行、經濟上劃算，升級改造才能真正落到實處。”陳宗法說。

北京京能能源技術研究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梅東升坦言，未來700℃的新型清潔發電技術如在新建電廠應用，提高效率的可能性更大，既有電廠升級改造難度則非常大。“新建電廠應用較高參數的先進技術，鍋爐、汽輪機、管道等條件尚可。既有電廠升級改造不僅面臨巨大投資，還有技術難題，比如與汽輪機相關基礎結構、本體、材料、管道等全部換成新型材料，能否保持長期安全運營，還有待考驗。還有在電廠做碳捕集封存，動輒上百萬噸捕集量，需要完善上下游產業鏈，有效地進行補集與封存，碳的去向是什么、如何用起來？這些現實問題亟需解決。”（文 | 本報記者 朱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