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經濟工作要從戰略全局出發，著力擴大國內需求。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增強消費能力，改善消費條件，創新消費場景。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收入

這一提法非同尋常，充分說明中央對于發揮消費在穩增長中的基礎作用給予高度重視。那么，應該如何理解消費對穩增長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

(相關資料圖)

今年消費非常疲弱

從國家統計局數據看，11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8615億元，同比下降5.9%。其中，除汽車以外的消費品零售額34828億元，下降6.1%。1~11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0萬億元，同比下降0.1%。其中，除汽車以外的消費品零售額358490億元，下降0.2%。如果扣除通脹因素，下滑幅度更大。

消費疲弱的原因，一方面受累于俄烏沖突、疫情及全球性高通脹等，致使外需下行、房地產轉弱，經濟增速下行壓力較大，經濟增速下降則導致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另一方面，受預期轉弱影響，居民存款出現顯著上升，僅11月份住戶存款就增加2.25萬億元，消費便相應減少。居民存款的大幅增加，說明避險性需求在上升，對短期消費帶來不利影響。

拉動消費的長期因素也不樂觀

消費的增長，主要取決于三大因素，一是居民收入的增長，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消費的占比水平，三是中低收入群眾的收入占比。

第一個因素，在經濟增速下行壓力依然存在的背景下，要大幅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難度較大。居民收入增速一般與GDP增速的相關度比較高，例如，今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速為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為3.2%，明年我國經濟增速會有所上升，但不會大幅上升，通常情況下消費增速也很難大幅提升。

第二個因素，從國際比較看，我國居民部門的儲蓄率較高，消費率較低，不僅大大低于發達經濟體，也顯著低于發展中經濟體，除了與我國傳統節儉文化因素有關外，還與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度相對較低有關。

從上圖中發現，美國GDP中，最終消費的貢獻超過80%，法國超過75%，德國和日本、越南和印度均在70%以上，因此，我國55%左右的比重顯然過低了。

第三個因素，即中低收入群眾的收入在居民部門總收入中占比偏低。中低收入群眾才是消費的主力，即邊際消費傾向高于高收入者。受疫情影響，2021年以來我國高收入組與低收入組的收入差距又出現了擴大，這顯然不利于消費的增長，故縮小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組的收入占比尤為重要。

發揮好消費對穩增長的基礎作用

2021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我國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引起了大家的熱議和共鳴。2022年我國雖然采取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來應對，但展望2023年，對我國經濟有舉足輕重影響的房地產和出口依然不容樂觀；基建投資固然可以作為逆周期的政策工具，會繼續保持較快增速，但不能完全對沖房地產和制造業投資增速的下行。

經濟靠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拉動，在2023年投資和出口都趨弱的背景下，要穩住經濟大盤，發力點應該在消費這駕馬車上。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提出，要“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

要發揮好消費這一基礎性作用，提高居民整體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眾的收入水平非常重要。從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的利益分配體制機制改革角度，提出三條建議：

第一，增加國家財政對居民部門的支持力度，穩步提高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據國家統計局對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抽樣調查的數據加以匯總，我國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歷年來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約為60%，這是我國消費對GDP貢獻相對低的主要原因。最近發布的《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中，也提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需要說明的是，居民部門實際可支配收入應該高于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的數據，但被低估的部分收入，應該主要集中在居民部門的高收入組中，這部分收入對于消費拉動的作用有限。

近兩年來政府通過減稅降費或退稅的方式來改善企業的經營環境，支持企業發展，實際上就是政府部門向企業部門轉移收入。從目前看，盡管這一方式取得了明顯效果，但仍難以從根本上扭轉“需求收縮”和“預期轉弱”的狀況，說明“授人以漁”的方式，受到了“魚”（需求）不足的約束。不妨采取“放水養魚”的方式，即政府部門向居民部門轉移收入。

可以通過三種方式來進行收入轉移，一是定向轉移，即定向給低收入群體進行轉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補貼，確保他們不返貧。

二是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如用財政資金加大填補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時進一步擴大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和個人養老金等第二三支柱體量；繼續推進教育、醫療體制改革，降低老百姓教育和醫療方面的負擔。

三是實現普惠制，考慮到地方財政的困難，建議2023年中央財政發行1.5萬億元特別國債，向全體公民發放消費券，規模不低人均1000元。

根據過往地方政府發行消費券對消費拉動的經驗數據，一般乘數在3~4倍左右，即100元的消費券可以帶來300~400元的消費額，那么，1.5萬億元的消費劵，能帶來4.5萬億~6.0萬億元的消費額。按4.5萬億元計算，將使得2023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多增長10%以上，完全可以彌補出口增速下行的缺口，且不足以增加通脹壓力，同時也有利于穩增長目標的實現。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費底氣。二十大報告提出，探索多種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眾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今年以來，隨著全國房價的普遍回落，居民部門的財產性收入將顯著減少。為此，一方面要多管齊下，穩房價、穩地價、穩預期；另一方面，為居民部門提供新的財產性收入渠道，即從過去主要從房地產投資獲得財產性收入，轉向從增加金融資產配置上獲得財產性收入。這就需要在政策支持資本市場發展，在當前權益類資產估值水平總體偏低的情況下，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同時積極鼓勵機構投資者長期資金入市，在高水平開放政策下提高外資的入市比例。

《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也提出，完善股份制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分紅制度。完善股票發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動資本市場規范健康發展。創新更多適應家庭財富管理需求的金融產品，增加居民投資收益。探索通過土地、資本等要素使用權、收益權增加中低收入群體要素收入。

第三，積極倡導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門內部的收入結構，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占比。我國居民收入結構中，高收入群體收入占比過高的現象長期存在，從國家統計局數據看，占總人口前20%的高收入組人均收入水平超過后20%低收入組十倍以上，故發展社會慈善事業、鼓勵富裕階層捐款非常必要。我國社會捐款規模占GDP比重與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發展空間也很大。2021年，我國社會捐贈占GDP的比重為0.2%，美國則達到2.3%。通過促進第三次分配規模不斷擴大，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從而促進消費。

總之，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優化的背景下，不僅能夠改變需求收縮的現狀，還可以提振信心、扭轉預期轉弱。國家把更多的財政資源向居民部門傾斜，比向企業部門傾斜更符合底層邏輯，更有利于穩增長的可持續性。目前，我國資本形成對GDP貢獻仍在40%左右，大約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要實現“把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的目標，建議最終消費對GDP的平均貢獻上升至65%~70%左右，資本形成對GDP的平均貢獻下降至25%~30%左右。

（作者系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