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外貿企業進入“搶訂單”模式；組團赴境外招商蔚然成風；跨國公司高管密集來華……下一步，中國經濟的新“風口”在哪里？

制度型開放紅利

(資料圖)

近年來，中國擴大開放著力點已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制度型開放”這短短五個字，包含著巨大紅利。

所謂制度型開放，就是聚焦制度和規則層面的改變，主動對標和對接國際先進的市場規則，清理與之不合理、不相容的法律法規，形成與國際經貿通行規則相銜接的、規范透明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

在21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與同濟大學等合作舉辦的“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與貿易強國建設”研討會上，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直言，隨著逆全球化、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傳統的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已難以適應當前國際新形勢的需要，也難以給未來中國改革注入新活力。

在魏建國看來，如果說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是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全生產要素基本組合的話，那么制度型開放則是全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這種層級更高的開放不僅會在未來五年給我國經濟帶來更多高質量發展紅利，也將推動社會、文化等領域發生深刻變革。

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也坦言，針對當前大國博弈、逆全球化升溫等挑戰，我國“最好的辦法”就是利用高水平對外開放，推進自身經濟與世界經濟更緊密融合，更好發揮我國超大市場對全球的吸引力。而制度型開放對提升開放水平意義重大。

如何推進制度型開放？

作為推進制度型開放的具體行動，目前我國正在積極謀求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的談判也已正式啟動。分析人士認為，要使制度型開放邁向更高水平，今后應注重三件事。

其一，做好頂層設計。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副院長趙萍表示，推進制度型開放應加快頂層設計，提升制度型開放的系統性，對標高標準經貿規則，做好邊境制度與邊境后制度的銜接。

魏建國也稱，制度型開放要做好頂層設計，以問題為導向，拿出前瞻性較強，操作性簡易可行性強，政策到位的頂層設計。此外，推進制度型開放的過程不能搞“單兵突進”和“零打碎敲”，要真正實行立體式、全方位的改革。

其二，抓住服務業和新經濟“做文章”。目前，我國穩居全球服務貿易第二大國。據官方數據，2022年中國服務進出口額已達5.98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2.9%。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考慮到我國服務貿易規模和占比還有較大提升空間，制度型開放的當務之急應是盡快分類推進服務業領域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對接，比如可以率先在醫療健康領域引入發達國家管理和標準等。

遲福林還建議，應抓住全球經貿規則正在新一輪重構的窗口期，加大新興議題的探索試驗，以此實現制度型開放的重要突破。

朱光耀表示，現在隨著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參與數字經濟國際規則制定至關重要。今后需要加強政策協調，推動加入DEPA的進程。

其三，維護經濟安全。此前，我國已發布《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并已啟動這一清單對美企實施制裁。趙萍稱，我國應注重補齊制度短板，進一步建立健全反壟斷審查、國家技術安全清單管理、不可靠實體清單等制度，構筑經濟安全體系，分步、有序推進制度型開放，在對外開放環境中動態維護國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