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情緒回暖，投資大佬排隊道歉的一幕仿佛已經走遠。風暴漸已平息，心中的巨石也隨之卸下，而此時正是具有反省精神投資人最好的反思時刻。

事實上，2022年市場所見的花式道歉中，很多大佬的反思僅僅停留在運氣不佳的層面，比如戰爭、美聯儲加息、疫情等黑天鵝事件導致股市下跌超預期。但真正導致投資失敗的原因是，投資策略不夠堅韌，不能經得起股市危機的考驗。投資不需要尋找借口，否則錯誤未來還會重演，替人理財不應只在投資中看到對自己有利的一面，投資之初就要做好各種黑天鵝事件的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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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大蕭條巨虧之后，巴菲特的老師格雷厄姆曾痛定思痛地總結道，“購買債券要以債券抵御經濟蕭條的能力為基礎。這本來就是傳統投資理論一部分。隨著1929年經濟繁榮達到頂點，這個道理似乎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但是隨后的經濟大蕭條以及1937年-1938年的經濟衰退中，它的重要性再次得以充分體現。”

投資大佬們如果不能誠實地從根源尋找投資失敗的原因，那么失敗一定會卷土重來。正如全球頂級投資者們曾說過的，誠實是最好的投資策略，金融市場是為了捕捉人性的弱點而存在的，如果投資人不誠實，遲早會在某一時刻被市場擊垮。

痛定思痛的啟示

在大師們眼里，痛苦+反思=進步。在沒有遭遇挫折之前，投資者很難認清楚自己，而只有經歷了輸錢的痛苦，具有內省精神的投資者才會真正去審視自己投資上的盲點。

《證券分析》是價值投資者的圣經，它也是痛苦+反思的產物。1919-1929年，本杰明·格雷厄姆在華爾街順風順水，剛過了30歲就成了一位準百萬富翁，以當時的購買力來說，格雷厄姆已經進入了巨富階層。但1929年大蕭條之后的三年，格雷厄姆的財富一落千丈。

格雷厄姆的賬戶在1930年虧損達到了50.5%，1931年虧了16%，1932年又虧了2%。在1929年到1932年，格雷厄姆的賬戶累計虧損達到了70%。

在大蕭條中，格雷厄姆損失了自己4/5的財富，但最讓他感到痛苦的是，親朋好友的錢因為他不謹慎（雖然組合內的投資是低估品種，但加了杠桿導致了被迫賣出）而被吞噬了。格雷厄姆為此曾感到絕望，甚至有過自殺的念頭。

“我的思想負擔不在于我自己的財富遭遇了長時間的縮水，不在于行情一次次讓人看到反轉的希望卻又一再讓人失望；不在于大蕭條和損失是否有徹底結束的不確定性；而在于我意識到我對很多親屬和朋友的財富負責，而他們也跟我一樣感到恐懼和心煩，或許正是因為如此，他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幾乎把我壓垮的那種挫敗感和近乎絕望感。”

《證券分析》誕生于1934年，大蕭條時代痛苦的投資經歷讓格雷厄姆在這本書里提出了“安全邊際”這一可以經歷住市場狂風暴雨考驗的投資基本法則。

格雷厄姆提出，1931-1933年表現出史無前例的經濟蕭條，用災難時期的業績來衡量當前投資項目似乎顯得不公平，也不切實際，但從積極的作用看，1931-1933年的歷史經驗可以視為投資標準“實驗測試”，它檢驗了企業在變化莫測的未來能夠承受壓力的程度。雖然當年的市場條件不會重演，但各類證券在當時的表現為研究投資問題提供了有用的啟示。

安全標準排在第一位

格雷厄姆的“能經歷住大蕭條考驗”的安全邊際法則今天仍然熠熠生輝。

這也正是巴菲特所說的，“如果我們因為交易所關閉而不打算持有的股票，那么即便交易所開市我們也不會持有。”其實，投資者如果所持有的生意足夠強大，自身收益率足夠，那么股市的狂風駭浪對投資者其實并無實質影響。

在過去兩年里，A股其實經歷了一場小型的熊市，上證指數最大回撤高達30%以上，這也是導致百億私募大佬在2022年排隊道歉的主要原因。

但是也有一部分頂尖投資者將自己的策略建立在磐石之上，經受住了股市風暴的考驗，這類投資的核心是聚焦于生意，而非聚焦于市場：通過買入“高分紅、高現金流、高利潤率、低估值”的可持續公司，這筆投資在三五年內以股息的形式就可以收回初始投資的成本，這樣無論股價如何變動，投資者都很難虧損。

在經歷過1929年之后的投資挫敗后，格雷厄姆提出，所有不滿足最低安全標準的債券，不管收益多高，前景多誘人，或者有其他優勢，都應自動排除在普通債券投資之外，在確定了合格的投資范圍后，債券購買者以其認為合理的方式進入下一步篩選程序。

格雷厄姆還提出，缺乏優質債券的事實不能作為發行或購買劣質債券的理由，更不必說，投資者永遠不會被迫購買安全級別低的債券。這也是后來巴菲特說的，“非受迫性失誤”，既沒有人誤導他也沒有人強迫他，犯錯是因為忘記了投資的基本原則，投資的失敗完全歸咎為個人的草率分析和妄自尊大的心態。

分析人士認為，私募大佬如果以價值投資的身份招攬客戶，但以賽道投資的方式進行投資，當黑天鵝起飛時，受損的不只是私募的凈值，更是私募的聲譽。

替人理財是一項依靠聲譽來運轉的事業，聲譽一旦受損則很難恢復，或者需要若干年才能消除壞印象。這正是芒格曾闡述過的，有些事情就算你能做，而且做了不會受到法律制裁，或者不會造成損失，你也不應該做，你應該有一條底線，心里應該有個指南針。而巴菲特認為，一個公眾人物的行為方式應該就如有一個聰明但不友好的記者始終盯著你，你要做的是保證自己不上新聞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