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供不應求到資源過剩，低生育率的第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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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分院，長興縣婦幼保健院邀請其兒科專家，在月子中心對早產兒寶寶進行會診 圖/受訪者提供

文 | 《財經》記者 信娜 實習生 喬佳慧

編輯 | 王小

作為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分院，長興縣婦幼保健院邀請其兒科專家，在月子中心對早產兒寶寶進行會診 圖/受訪者提供

“三省通衢”的浙江長興縣，常住人口約68萬。“每年四五百地減少”，長興縣婦幼保健院黨委書記楊衛鋒從五年前發現醫院分娩量下滑。

分娩量是這個婦幼保健院的主要營收來源。楊衛鋒必須得想辦法，深思熟慮后得出結論，“人無我有”。

兩年前設立的月子中心成為一個切入點。楊衛鋒將原有三號行政樓內兩層樓加以改造，并在原兒科病房的基礎上增設床位、冰箱、沙發等基礎設施，改建為月子中心。

2022年中國全年出生人口 956 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0‰。這是61年以來中國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

低生育潮下，那些靠分娩量獲取營收的醫院都面臨一個轉型難題。尤其是廣布中國各地的3000多家婦幼保健機構，不得不最先直面資源過剩的局面。

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婦產科主任醫師段濤告訴《財經》，原來是一床難求，醫療資源供給緊張。現在產婦少了，產科資源沒那么稀缺，在可選擇的情況下，大家都會傾向去大醫院。

以分娩量為主要營收的基層醫院受影響最大。在段濤看來，未來，公立助產機構需要提升服務，做一些商業化項目來養活自己。而非公立助產機構也需要加入競爭，提高醫療能力。

也許，不久兩者就會越來越趨同，狹路相逢將更卷。

一床難求與床等人

徐峰曾是長興縣婦幼保健院的產科護士長。回想2016年，她形容是一種每日提心吊膽地生活。一到醫院，面對的是擁擠的床位與腳不離地的工作，手機不離身也從不關機，休息日亦如此。

2016年是最后一波生育高峰。那一年，二孩政策正式實施，1786萬個孩子降生。

徐峰早上睜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全天的工作過一遍：有多少病人？病人情況如何？誰需要特別關照？哪些人會有隱患發生？護士排班如何？哪些工作環節可能出錯？重點的交接班會不會有問題？直到現在，徐峰都有點條件反射：接到電話第一反應是跳起來，因為害怕科室出現什么緊急情況。

不過幾年，這樣的日子發生變化了。全國新生兒數量一降再降，出生率從2016年的13.57‰，一路下滑至2022年的 6.77‰。

楊衛鋒漸漸發現，醫院里的空床越來越多，每年的分娩數量四五百的少下來。

此前高峰時，這家保健院年分娩量為四五千人，現在為2000多，幾近腰斬。不過，2022年，全縣的出生人口才3000多，其他分娩人群會選擇去大城市或者縣內另外兩家綜合醫院。

準父母們多了一項對醫院的選擇權。不同級別的醫院，有醫院仍是“一床難求”，有醫院則是“床在等人”。

四川大學華西婦產兒童醫院就屬于前者。作為輻射西南地區的“大三甲”、孕產婦危重癥救治及轉診中心，其婦產科體量不小，分婦科、產科、計劃生育等多個科室。近幾年因為新建院區，還增設了產科床位，但還是非常緊張，建卡名額也有一定限制。

一位該院相關負責人介紹，即便在新冠疫情嚴重的時候，華西產科的分娩量也沒有降低，一直保持著“一床難求”的狀態。

在北京，一些知名的三甲醫院情況類似。在一些熱門助產機構，想要掛號建檔，有時甚至不得不硬頭皮找“黃牛”。

實打實地受到低生育潮影響的是二級以下醫院。即便是華西醫院集團的一些醫院分娩量也在下降。“有一些基層地區業務量下降明顯，少的10%，多的20%。”上述華西醫院相關負責人說。

中國疾控中心的劉艷輝監測了2014年-2019年北京（海淀區和朝陽區）、成都、武漢、深圳四市的產科衛生資源配置與利用情況后發現，2017年以后，除了公立三級，其他類型助產醫療機構產科床位使用率和產科醫師工作負荷均明顯降低。

段濤認為，生育率下降對產科的沖擊，公立二級及以下醫院受的影響明顯大于三甲醫院。大多數區級婦幼保健院屬于二級醫院，因此他們受到的影響比較大。

在他看來，中國的三級醫院，無論是技術水平、管理水平和服務水平，通常比二級醫院要好。去醫療水平更高的地方，這是準父母們的明智選擇。

產科醫生需要轉型

北京潞河醫院產科主任高潔雖也感覺到近幾年分娩量下降，但工作量和壓力并沒少。該院位于北京通州區，建檔人群多以周邊的居民為主，是綜合三級醫院。

現在，高潔要面對的是一個更大的挑戰——越來越多的高齡產婦。

35歲，是女性生育能力的一個分水嶺，不僅生育能力此后會下滑，也要面臨更多危險因素。

然而，如今35歲、40歲，甚至50歲的懷孕女性多起來。

高齡人群在懷孕和生產過程中，可能面臨更多合并癥及并發癥等。在高潔看來，“在專業上的難度比過去大得多”，對醫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潞河醫院，有很多孕婦是轄區內其他助產機構建檔孕婦，孕期、分娩及住院期間出現無法處理的高危風險后，轉診過來的。

這需要醫生在亞專科和特色專業上面有一些專長。“對我們來說，接診特殊情況的孕婦更多了”，即便高潔，除了日常診療工作，還需要不斷學習最新的診療指南，接觸新的知識。

這也是段濤所認可的產科醫生轉型路徑，“更大的趨勢是提高自己的差異化競爭力，在某一個專科或專病打造自己的品牌”。

在專業上盡早轉型，對大平臺的醫生來說更友好。但對于二級醫院的醫生來說，實施起來有些難度。

段濤分析，當分娩量達不到的一定的數量級，效率不夠高的時候，從醫院的角度來講，這個科室的成本效益是不劃算的。

小體量的醫院，無論是綜合性還是專科醫院，婦科和產科整體規模不大，一般會合并在一起。還有的醫院干脆取消了產科。

同樣，分娩量也會直接影響到醫護人員的績效獎金，進而影響整體收入。如果收入少到無法接受。他們要么選擇其他醫院，或者是被醫院縮編掉，要么轉戰婦科。

然而，婦科的競爭也在加大。

一位中部某省縣級醫院婦產科相關負責人稱，因為分娩量大，她所在的科室曾分出三個科，有近30個醫護人員。現在縮編成兩個，醫護人員也走了十幾人。有一些主治以上的醫生，去了其他醫院轉成婦科醫生。

盡管在醫生培養的時候，是兩個學科一起，理論上轉科室沒什么障礙。但對于專門的產科醫生，再去進修婦科的某些專業領域，無異于重新培訓。這種轉型，對醫生來說也不容易。

醫院也在找辦法

長興縣，處于蘇浙皖交匯地帶，是長三角城市群的一員。楊衛鋒有著那一帶人特有的靈活。

“更溫馨”，是他給長興縣婦幼保健院找到的關鍵詞，“我們醫院的整體色調都與綜合醫院不同”。

楊衛鋒清晰地認識到，與綜合醫院相比，如果局限在產科，沒什么優勢。但提供更好的服務，卻是大多數綜合醫院沒有精力去做的事。他的思路是，融合自身醫療保健資源，以孕產保健延伸服務為切入點，打造新的婦幼健康服務。

經過深思熟慮，最終選擇用月子中心成為吸引點之一。“我們要看到城鎮化后農村人口向城鎮遷移，經濟水平和意識都有更新。”楊衛鋒對《財經》分析。

從寶寶出生到出月子，可以一條龍服務，相當于整合原有的資源。一名新生兒降生后，每天都有新生兒科醫生、 產科醫生等查房，還有專業的產后康復團隊。這是民營月子中心難以匹敵的醫療資源優勢。

楊衛鋒團隊計算過，提供這些服務，不會過多增加額外成本。無非是在原有團隊基礎上提供更多服務。

比如，公立月子會所具有私營月子會所缺少的乳腺科醫生、兒科醫生。乳腺科醫生，每周兩次查房，其他時間隨叫隨到；兒科醫生，則要負責新生兒的眾多事務，比如生長發育監測，黃疸、濕疹、腹瀉等常見病防治，新生疫苗接種，滿月體檢等。

新生兒常見的黃疸，如果數值一直降不下來，需要住院治療。對于私營月子中心來說，不具備這樣的醫療實力。遇到這樣的情況，還是需要到公立醫院進行治療。

楊衛鋒要迎接的是“溫馨”的產房和更高級別醫院的直面競爭。因為他所依仗的醫療資源優勢，這些醫院可能更好。

越來越多的醫院升級自己的產科服務模式。四川華西醫院、中日友好醫院、北京婦產醫院等“大三甲”都有特需醫療中心。

像北京潞河醫院，也設立了高端病房，有26張床位，大部分時間都滿員。與普通病房相比，這些高端病房環境更舒適，醫生查房的頻次以及與患者交流的時間也會更充裕。高潔告訴《財經》，高端病房與普通病房由同一團隊負責，醫生會定期調換。會優先安排資歷相對更高，溝通能力更強的醫生。

目前，高端病房主要提供給剖宮產的孕婦，分娩孕婦還需到產科普通病房。未來，醫院會做一些優化，如申請特需項目，這樣在這些病房也可進行自然分娩。

但受制于資源限制，這些大醫院的高端病房體量還都不大。

設立月子中心后遭遇新冠疫情，兩年多時間，每年僅100多的入住率遠不盡如人意。楊衛鋒一度計劃引入國有資本合作經營月子中心，在兩方商討階段，因嚴格的防控措施最終擱淺。

2023年，楊衛鋒打算提升月子中心的環境，因為和民營機構相比，硬件設施是公立月子會所的劣勢所在。

但對于具體模式，他還在觀望，比如是采用租用酒店的模式，還是在原有基礎上擴容？

競爭雖然激烈，但2023年，楊衛鋒看到的更多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