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重恩：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把2018年GDP增長目標設定為6.5%，是非常科學的，符合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實際。從2014年開始，我們設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逐漸下調，分別是7.5%左右、7%左右、6.5%～7%、6.5%以上。通過巨大努力，我們每年都實現了當年設定的目標：2014年至2016年實現的經濟增長速度分別是7.4%、6.9%和6.7%;2017年，我們實現了6.9%的增長速度，比2016年稍高，也超過了當年年初設定的增長目標。

設定過高經濟增長目標的第一個弊端是勢必會導致投資結構更加不合理，基礎設施投資回報率持續下降。從投資結構的角度來講，如果今年設定比2017年更高的GDP增長目標，就需要繼續保持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開發投資的高速增長，甚至需要提高這些投資的增長速度，進而導致基礎設施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總量中的占比更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641238億元，比2016年增長7.0%。其中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631684億元，增長7.2%，比2016年同期的增長率降低近1個百分點;而基礎設施投資(不含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同比增長19%，比2016年同期的增長率提高1.6個百分點。這些增長率的差別導致基礎設施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總量中的比重越來越大。我們從所有發行債券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中獲得的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基礎設施投資很大一部分通過政府融資平臺融資，我們計算了發行債券的政府融資平臺(發行城投債企業)的總資產占所有發行債券的企業的資產的比例，發現這一比例持續上升。用負債數據計算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

從投資回報率的角度來看，盡管我們沒有足夠的數據來直接計算基礎設施投資的回報率，但利用所有發行債券的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所得到的結果很能說明問題。從數據上來看，發行城投債企業的平均資產回報率總是低于所有發債企業的平均資產回報率，并且逐年下降，2016年發行城投債企業的平均息前稅后資產回報率低至1.5%，2017年前半年的年化平均息前稅后資產回報率更低至1.3%，而其他企業的平均資產回報率在過去這段時間已經開始回升。同時，基礎設施投資高度依賴債務。2017年年中，發行債券的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余額總和達到46.7萬億元。政府融資平臺的低資產回報率和高債務意味著有比較大的風險隱患，它們的資產回報率在低水平上持續下降和債務持續增長的現象是不可持續的。這也說明，我們現在的投資結構是不可持續的。

設定過高經濟增長目標的第二個弊端是擠壓經濟中其他部門的成長空間，從而形成惡性循環。我們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通過增加對過剩產能的需求來達到較高的經濟增長目標。基礎設施投資除了利用過剩產能之外還占用其他資源，這使得經濟中其他部門獲得資源更加困難，獲得資源的成本更高，包括獲得資金、勞動力和原材料的成本，從而擠壓了其他部門的成長空間，影響其他投資，這種擠壓作用在現在失業率已經比較低的情況下更加嚴重。

設定過高經濟增長目標的第三個弊端是形成不合理預期，增加建筑材料和其他相關行業形成新一輪過剩產能的風險。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的高速增長不可持續，如果不及時調整，可能造成錯誤預期，再加上這些投資給建筑材料和其他相關行業帶來的需求和利潤會增加這些行業的投資能力，導致這些行業再度擴張產能，當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增速未來不得不降低而不及預期時，就會有新一輪的產能過剩。

總之，基礎設施投資短期確實可以通過增加需求而拉動經濟增長，但如果基礎設施投資開展過快，超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其提高有效供給能力的作用就不如其他投資，當基礎設施投資擠出其他投資時，就會造成進一步的經濟增長更加困難。當進一步的經濟增長更加困難時，我們又需要進行更多的基礎設施投資來短期拉動經濟，回到問題的原點并可能變本加厲，形成惡性循環，我們可以將其稱為過度刺激性投資惡性循環。